在加沙的一個難民的家里,這個老人很幽默。他并不像想象的哭哭啼啼的樣子。他是 1948 年被加沙驅(qū)趕出來的,先到了海法,然后又被驅(qū)逐了第二次,到了約旦杰拉什的這個難民營。他說,從 1948 年到現(xiàn)在,一 共有 40個孫子。
我戴著象征巴勒斯坦的頭巾。世界對這種頭巾并不陌生?,F(xiàn)在你到西方旅行,在街上常能看到這種頭巾。那是年輕人向社會發(fā)出的暗號: 誰是我的朋友? 你可以過來打招呼。這是當今世界主要的符號之一,黑白格的巴勒斯坦頭巾。這是在難民營的鎮(zhèn)上行走。我們穿的是伊斯蘭慈善協(xié)會的背心。要求我們穿上這種背心,怕的是萬一局面不好控制。但一直很安穩(wěn),沒有出任何事。我在出發(fā)之前寫了一篇講演稿,題目叫《越過死?!?。從地理上來說,不管是到黎巴嫩也好,還是到約旦也好,都要飛過地球上著名的最低點、負于海平面 390 米的死海。當然,這個詞兒很晦氣,很不吉祥。它更多指的是人心深處的冷漠。我寫了一篇簡單的散文,考慮到在現(xiàn)場念的時候聽眾立刻能懂,表達很直白簡單。我們?nèi)チ宋鍌€地點。大家都集中到一個活動中心或清真寺或者是一個孤兒救助中心。在他們的統(tǒng)計表上排著生活水平最低的人的名單,我們就按著名單來發(fā)錢。我在這五個地點都作了講演。在這五個場合加 起來,接受捐助領(lǐng)錢的不滿 500戶,只有 470 戶左右。剩下的錢,我們自己挑人,到個別人家去家訪———整個 捐獻活動就是這么做的。
我在作《越過死海》的講演?,F(xiàn)場幫助我翻譯的,是在中東留學(xué)多年的中國的穆斯林留學(xué)生,他們的阿拉伯語非常非常棒。我在語言上受了很大的啟發(fā)。我們小隊有一個原則,是一定要雙手把錢遞過去。
雙手送上錢,握手,道賽倆目。絕不能有一點點居高臨下的感覺,不能讓他們感覺好像我們是來施舍的。我在講演稿中也講: 我不是一個富人,我只是一支筆。這只筆接受了它的使命,寫了一本書,現(xiàn)在我們把這本書掙的錢交給你們。就這么簡單。
巴勒斯坦人黑人成分之多讓我很震驚,原來我以為巴勒斯坦難民基本上都是阿拉伯人的膚色。沒想到黑人的比例很高。這是難民營的外觀。有一首西班牙語的歌叫Casa de cartón,唱的就是這種建筑,中文就是棚戶區(qū)。就是硬紙殼或是鐵皮板搭的房子。
前面的三個大學(xué)生是約旦當?shù)氐拇髮W(xué)生。我們第一次捐款的時候,他們怕我們有什么閃失,就來給我們作自愿者。
實際上事情發(fā)展的比我們想象的平穩(wěn)、莊嚴、充滿自尊,這是我作為當事人的一點感覺。我們也尊重他們男女有別的風(fēng)俗。在給錢的時候,如果對方是男性就由我和我的朋友來遞。如果是女性,就由我們小分隊里面的女性來做,我們盡量避免產(chǎn)生由男性遞錢這樣一個有點不太尊重的微妙的感覺。事實上更多的情況是男性不好意思出面,都打發(fā)女的來排隊。她們穿上禮服,黑袍子把頭裹住只露出一只眼睛。
我們本來打算援助 50 戶人家,每戶 2000 美元,這樣援助的力度大一點。結(jié)果他們說不如 500家人每家 200 美元。我們說都可以,500 家的話比較麻煩,需要組織,他們說沒問題,我們就同意了。
這樣在每次捐獻的時候都有這么一個集體場地。然后有很多人跑來跟我們聊天,尤其在講演之后,因為講稿里邊有我們的心情和目的,很多人聽了以后就來跟我們交談。這一位戴白蓋頭的婦女就是主動過來跟我們交談的。她說我是一個烈士的媽媽,我的兒子在加沙犧牲了。我說,你的烈士兒子,有什么留下的照片嗎??她說你看,我的手機里有他的照片。我就用相機把她手機里兒子的照片拍了下來。這張照片是哈馬斯發(fā)給她兒子的烈士證書。
我想在這兒補充一個別的話題。我在出發(fā)之前看了大量關(guān)于巴勒斯坦的書,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日本著名攝影家廣河隆一寫的《巴勒斯坦》。他是在2003 年報道伊拉克戰(zhàn)爭最深入的攝影家、又是在 1982年夏蒂拉難民營那場距今最近的一次大屠殺后,當尸體還在蠕動的時候、趕到現(xiàn)場的全世界第一個新聞記者。他是一個有良心的新聞工作者,文化教養(yǎng)非常豐厚,他不想用攝影師的圖片,而是直接寫了一本當前史。這本歷史書寫得非常生動,所有情節(jié)都有作者親臨現(xiàn)場。
我有一個朋友,我們倆有一次談崩了。他說,哈馬斯跟以色列都不對,以色列鎮(zhèn)壓和屠殺是不對的,哈馬斯用火箭彈也是錯的。我說: 你能把 B52 轟炸機的轟炸,和一個小孩向天空打彈弓相提并論嗎?我發(fā)現(xiàn)在我們的知識分子世界中———我想在座不少人也認為:錯誤是對等的,錯事是大家均分的。我覺得以這種觀點看世界,是這個世界最大的危害。所以我推薦大家看看廣河隆一寫的《巴勒斯坦》。他講的非常具體。比如說今天以色列出動了多少飛機,殺死了多少人,白磷彈在人的尸體上鉆成一個圓錐形的洞,一直往下燒。人早死了,燒過皮膚,燒過肌肉,燒過骨頭,還在燒,一直變成灰了,只要那個磷還存在就一直吱吱吱地轉(zhuǎn)著圓圈燒。在這樣的屠殺之后,一片死寂。人、房子全被轟成了瓦礫。在這個時候,哈馬斯一下打回去一發(fā)自制火箭彈。就這樣,用千比一的比例來向世界宣布: 我們不投降。就是因為這一步不投降,就是因 為這一點點抵抗,使得巴勒斯坦問題在64年之后依然存在,而沒有像我之前提到的、打引號地被解決了。它依然是世界不得不承認的、一個關(guān)于正義與不正義、大事與大非的一個根本問題。你可以掩飾,可以不報道,可以動用你手里強大的媒體來歪曲,但你沒辦法不正視他的存在。昨天晚上電視上報道,以色列又用飛機襲擊了加沙。中國的電視臺用所謂的中性的、好像與之無關(guān)的口音說著:以色列的什么對空防御導(dǎo)彈攔截了哈馬斯的火箭彈。我堅信,如果是日本的廣河隆一在的話,他會把昨晚新聞背后的東西講得很細致:這塊土地曾被以色列在哪一年和哪一年怎樣蹂躪過、這一次又有多少巴勒斯坦婦女和兒童死亡、軀體上白磷彈怎樣還在燃燒、房屋第幾次被打塌、人怎樣被埋在下面。同時,哈馬斯打了幾發(fā)自制的火箭彈。
還有兩個在北京打工的寧夏固原小孩。他們的爺爺跟我很熟,即《心靈史》書中寫到的啞巴阿洪。啞巴阿洪在1958年政治壓迫之下曾經(jīng)決心自殺,用刀片割了脖子以后沒死掉,暈掉了。家里人第二天準備埋他的時候發(fā)現(xiàn)他還有氣,就把他拉回家,宰了個雞,雞毛拔掉,把雞皮撕下來貼在脖子上,外科手術(shù)就結(jié)束了。
結(jié)果沒感染也沒生病,他活過來了。但是,自那一天起,他決意不說話。一直到“四人幫”倒臺的 1978年,政府才動員他說話。因為政府聽群眾反映在 1975、1976年,有人聽見他夜里在念經(jīng),于是就發(fā)現(xiàn)這老頭不一定是真啞巴。紙里包不住火的,它總會傳出來。啞巴阿洪后來是我的好朋友,他的孫子在北京打工,他見到我們要去巴勒斯坦,我們忙得不得了,他和他的新婚妻子就來幫忙。我發(fā)現(xiàn)這孩子思想在動,腦子在轉(zhuǎn),他老覺得這件事他想?yún)⒓?,但是他一個打工娃拿不出 1500 塊錢來。
我心里也覺得很難受,但我不能給他開后門,因為這樣的后門一開就沒完沒了了。后來這小兩口到我們家來,送給我們這個滄州體的太斯密十字繡?!疤姑堋钡囊馑季褪且源葢懸磺械恼嬷鞯拿x。這種滄州書法體流傳很廣。在中國東部,百分之七八十的清真寺中都在用這個字體。這寧夏小孩兒特別有意思,十字繡,是一種歐洲也流行的手工藝。他們把它拿來后,我們當場就決定,這幅十字繡,我保證送到巴勒斯坦難民營的一個清真寺里。
后來我跟他倆說,你放心,我會想辦法讓你得到一本書的。此次,我們動員了一共五六個富裕的企業(yè)家,讓他們掏出錢來,買書捐給無力購買、但是應(yīng)當擁有書的人。我的散文《大坂城的寒夜》講過的大坂城清真寺的寺師傅,也是一個固原青年,總在街頭書攤上看書。書攤沒人光顧,唯有他一個人天天立讀,竟然讀得出了名。對這樣的人,我們動員富裕的朋友買書送給他。對那個已經(jīng)離開了大坂城的固原青年,至今我們還在尋找他。
我們臨出發(fā)前刻了一枚圖章,是用阿拉伯文刻的“以《心靈史》收益援助巴勒斯坦難民天課決行現(xiàn)場”章。下邊是簽字格,就是讓巴勒斯坦人留字紀念。巴勒斯坦人識字率是很高的,幾乎沒有文盲,只有極個別一兩個的老人表示不會寫字,只是畫一個道就算簽字。但更多的是簽名,有一部分人是認真的留言。這個本子,是我獲得的珍貴禮物。
這是在另外一個現(xiàn)場。我有兩個黑白格巴勒斯坦頭巾,一個裹頭的,一個掛在脖子上的。這一天脖子上掛的圍巾上,印著阿克薩清真寺,旁邊的一句話使我永遠難忘:Al Gudus lena! ( 耶路撒冷是我們的) ———當 時讀著感到熱血沸騰。
還有一家人,兒子精神受到了過分摧殘后,精神超脫了他的意志,崩潰了,變成了一種精神的殘疾人。因為怕他發(fā)病傷人,家人居然用鐵鏈把他鎖在欄桿上!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看過一個很流行的美國小說,叫《大衛(wèi)的傷疤》。這本小說是一本巴勒斯坦簡史,令人很輕松地了解巴勒斯坦的全貌。小說中寫到一個小孩,被以色列抓走了一個月后,放出來了,但從此這個小孩不說話了。誰也不知道他看見了什么,誰也不知他遭受了什么。反正他永遠地緘默了。在約旦杰拉什難民營看到這個人的時候,我想起了這個小說。我們不知道他們想什么,遭受了什么,只知道他沉默了。
這是北京的一個穆斯林老人,已經(jīng)九十多歲了,也是我的摯友。他參與了我們書的編輯工作。對參與編輯的人,我們有一本贈書。我臨走之前去看他,他拿出 1 500 塊錢來。我說,我們有一百來本是贈書:各個教派的負責人,書的編輯者,和三十多年來作為我的基地的家庭。給你贈書并不是特殊。我說: 那我去不成怎么辦啊?巴勒斯坦又不是我們家后院兒,拿不到簽證怎么辦呢? 他說: 這錢跟著你走! ……他說:這些天,夜里我一想起巴勒斯坦難民,就哭著醒了過來! 這筆錢你必須拿走,這本書的這個錢,必須要有我一份! ……他急了,眼淚又流出來。他也是脾氣很大的人,我不敢跟他再爭,九十多歲的人了,今年已經(jīng)幾次病危。
但就在那一剎那,我下定了決心,這件事情我一定要干成。我在那一天決心下定,要在巴勒斯坦難民營完成這次捐獻。本來我在朋友們的短信中使用了這樣的語言:“捐助第一目標為巴勒斯坦難民。”話的潛臺詞是還有第二目標。第一目標實行不成,我們轉(zhuǎn)到別的地方干,新疆、西藏、西海固等等。但是在那一天我下定決心,只要還有一口氣,一定要在巴勒斯坦難民營把這件事干成! 我說,這樣:您拿著這錢,再拿著這本書,照一張相。我拿著這照片和您這份錢,到了巴勒斯坦難民營的時候,交給一個和您年紀差不多的老人,讓他再拿著您的照片照一張相,我?guī)Щ乇本┙o您。
———這件事情,今天我已經(jīng)能輕松地說,都如愿做到了!那張北京老人的照片,他特意穿上了他的哈吉馬甲,一手 1500 元天課,一手拿《心靈史》。我們把這張照片送給了一位從加沙被驅(qū)趕出來的巴勒斯坦老人,也把 400 美元,實際要比 1500 元多一些,交給了他。
這是一手拿著中國老人的天課、一手拿著他的照片的巴勒斯坦老人的照片。待回到了北京,我們把這張照片送給了北京老人,他對這幅照片無比珍視,印了好多張,分送給朋友。至此,每個人的心愿都實現(xiàn)了。所以,當出了那戶老人的家門,兩腳還踩著杰拉什加沙難民營的沙礫土地時,我用手機短信這樣通知國內(nèi)的朋友:“你的美意,我的決心,均已實現(xiàn)。”
這是巴勒斯坦難民營里的小孩們。阿拉伯的小孩兒活潑得不得了。我想全世界的小孩兒都一樣。兒童生活在任何時候,不管現(xiàn)實多么殘酷,天真快活的朝氣會壓倒一切!那種就是要玩、要鬧、要追著跑的勁兒,莫名地給人一種巨大的鼓勵。我們被這里的小孩兒追著,跑著,把我們從北京帶去的一些小禮物送給他們,他們都很開心。有一個小女孩兒一路跑著,追著我們的車。我現(xiàn)在覺得后悔,應(yīng)該停下來再跟她玩一會。
這又是一個黑人。巴勒斯坦難民中的人種、種族、民族的比例,和 1948 年后到底有多少不同種族、不同宗教的人遭受了傷害,我想,這是一個我們知道的很少、但必須窮究的問題。巴勒斯坦難民中有很多基督徒,并不都是穆斯林。因為巴勒斯坦是世界的底線,因此即使很多很壞的國家或者很壞的政府,也都在表面作出對巴勒斯坦進行援助的行動。大多數(shù)基督徒巴勒斯坦難民都被基督教國家收容了。黑人難民的來源和故事,我們一無所知。
我有一個聯(lián)想: 在巴勒斯坦問題發(fā)生之前,世界是怎樣的呢? 我的講演詞中的第一句是,我生在1948 年。當我出生的時候,我不知道,在你們被驅(qū)逐著離開家園的隊伍中,可能有些小孩兒呱呱墜地,和我正同年。在奧斯曼帝國時期,整個巴勒斯坦地區(qū)也好,全世界也好,都有一種民族自治區(qū),這些自治區(qū)內(nèi)部,享受宗教自由和本俗法治理,有點像中國的唐朝蕃客居留地。國家有基本的稅收,但沒有任何的宗教歧視。所以在奧斯曼時代,不同種族不同宗教的人都能一起生活。黑種老人的照片可能是一個殘影。
我順便說一句,1972年,日本的紅衛(wèi)兵即日本的“阿拉伯赤軍”———這五個字一個字都不能改變———到達巴勒斯坦,決心把在國內(nèi)無法實現(xiàn)的革命理想和巴勒斯坦的解放斗爭結(jié)合在一起。在那兒犧牲的幾個日本人,和他們后死的國內(nèi)戰(zhàn)友,都把自己的遺骨埋到貝魯特烈士墓地。他們的墓碑上,都只有阿拉伯文而沒有日文。包括年月日都用阿拉伯文。他們的“逝于某年”都寫為“犧牲于”。我覺得很震動,這個表述很重要。
小編按:這一部分有很多段落都以“這張照片是......”,小編翻閱了百度,谷歌想要更多的找到一些現(xiàn)場照片,但是所有和張承志老師此行有關(guān)的圖片,也只是寥寥三五張。實屬遺憾。而關(guān)于前一段落中張承志老師所提及的小說《大衛(wèi)的傷疤》,風(fēng)尚季此前也專門做過一期,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查看歷史消息,但更推薦購買此書,值得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