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首先，尊敬的博士，有知識必定產(chǎn)生行為嗎？
    答：奉至仁至慈真主之名，一切贊頌全歸真主，眾世界的主，祈愿真主賜予先知穆圣及其后裔和全體圣門弟子慈憫和平安！

    在伊斯蘭看來，知識只為行動服務，因此學者們才說：“知必有行，行必有知”。假若，知行不能合一的話，那知識便如水中花，鏡中月，終將被丟失。正如伊瑪目布哈里在其所輯錄的《布哈里圣訓實錄》知識篇中說：“知識先于言談；先于行動。”當知行合一之時，知識產(chǎn)生行動；而當知識與行為脫節(jié)時，知識反而成為不利于求知者的見證，即見證求知者對知識的輕忽。因此在伊斯蘭看來，知行必定合一，有知而無行，就譬如海市蜃樓。所以說知識產(chǎn)生行動。

    問：有時候，我怎么覺得知識和行為是相互脫節(jié)的呢？這是為什么呢？

    答：這是很自然的，正如真主說：“你們是讀經(jīng)的人，怎么勸人為善，而忘卻自身呢？難道你們不了解嗎？”（黃牛章：44）；“信道的人們?。∧銈?yōu)槭裁凑f你們所不做的事呢？”（列陣章：2）上面這兩節(jié)古蘭經(jīng)明文說明：的確存在言行不一，知行脫離的事實。這是很自然的結果，要么因為對知識的價值和功用一無所知，正如對真主所責成的功修不知輕重緩急，行事極端或太過簡易一樣。因為，一個人的知識是可以求取的，而行為則是每日踐行的工作，可能會出于這樣或那樣的原因而疏懶或偏執(zhí)。因此，穆圣求主賜予他有益的知識，規(guī)避無益的學問。穆圣之所以祈求真主讓他規(guī)避無益的學問，這是因為，正如前文所述，無益的學問對于求知者來說反而是不利于自身的見證，不過徒增求知者的罪過。因為，一旦知行不一，相互割裂之時，就是對求知者不利的反證。

    問：請問，是否每一種學問和每一件行為，在教法上看來都是可取的嗎？

    答：可取的學問是知行合一的學問；是讓求知者在今生和后世，以及人際交往中獲益的學問，世人從這份學問中獲益良多。這樣的學問，在伊斯蘭看來就是可取的學問。因此，有圣訓講述了一個人所施舍的川流不息的周濟，以及他所遺留的財產(chǎn)時說：一個人死后，他的作為便宣告結束了，但是有三種情況除外，其中就有益人的學問。

    由此可見，知識在伊斯蘭看來，乃是益人的學問。而無益的學問不過是游戲而已。這種無謂的游戲不過是浪費時間。一個人，當他見到一件新事物，便學習之，如果這些學問對宗教、對道德、對工作、對生活都無所裨益的話，那么，對這些學問自然當敬而遠之。因為其實質(zhì)不過是浪費生命。而每個人卻要對如何度過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日子、自己的時間而面臨終極的考問。因此，知行不一在伊斯蘭中自然無棲身之地。

    問：尊敬的博士，當我們從教律方面談論知識時，是否所指的知識僅僅就是教門知識呢？還是也包括其他知識在內(nèi)？

    答：當然包括其它知識在內(nèi)，只不過教門知識排在第一等級。我們說知識，首先指的是教門知識；說到學者時，首先指的是伊斯蘭的學者；說到求學者，當然也首先指的是求取教門知識的學生。但是，這并非說，一些經(jīng)訓明文中提及的其它知識就是不合法的。這些知識既為宗教服務也為現(xiàn)世服務，因此可以說是有利、有益的知識，屬于可以接納的知識。如：醫(yī)科和工科的知識，這些知識就是有利和有益的知識。假如在沒有明確限定的情況下，我們所謂的知識包括各行各業(yè)的知識，這些都是合法的知識。但是如果我們說的是特指的知識和學者時，那我們首先指稱的不是醫(yī)生，也不是工程師、天文學家，而是指稱的是教門及其相關的知識。

    問：先知穆圣視求知為每個穆斯林的強制主命，那么，要讓穆斯林所做的工作獲得真主悅納的話，什么是每個穆斯林必須求取的最低限度的教門知識呢？

    答：在伊斯蘭看來，知識是穆斯林必須求取，必然因為不同的人和狀況而存于分歧的學問，但是一般來說，在這些學問中有些常識是每個穆斯林必須求取的，即穆斯林在生活中，在宗教功修中，在人際交往中所需要的那部分知識。一個已婚之人，或即將婚配者需要了解婚姻所需的基本教法判律，以及關于夫妻關系的教法判律；如果將有孩子或已經(jīng)有了孩子時，則應了解從懷孕、分娩和避孕等等常識；隨后，對子女的教育，以及子女長大后從事的工商業(yè)、外出旅行、就業(yè)等相關的，每個穆斯林在這些領域內(nèi)都必須掌握的教法判律。這是穆斯林必須掌握的最低限度的教門常識，即了解所需和所碰到的，以及將來可能會遇到的常識。

    還有另外一些知識屬于只需專家學者掌握便可的學問，即一部分人必須掌握的學問。伊斯蘭社群中必須有一部分代替全體成員而掌握這部分學問。要么專門研究，專攻教門知識的學習和研究。專門研究這些教門知識對于這些專家學者來說，必須深研細究，博學廣治，每日精進。因為這部分學問是學者賴以作出教法判令、闡述判律、忠告勸慰、命人行善、誡人作惡的基礎，不僅如此，這部分學問還是明辨是非，辨析善惡孰是孰非的基礎。但是它屬于只需部分專家學者，而無需所所有人都掌握學問，即部分人承擔了真主所規(guī)定的必定的義務。當這些專家學者人數(shù)不多之時，則整個伊斯蘭社群都有擴大編制，增進名額之責，務必達到在每個地方都有一名或多名專家學者；在每個城市都有一群專家學者。這就是強制主命下必須學習的常識和只需部分專家學者掌握的專門學識之間兩種不同的學問。

    問：這正如真主說：“信士們不宜全體出征，他們?yōu)楹尾贿@樣做呢？每族中有一部分人出征，以便留守者專攻教義，而在同族者還鄉(xiāng)的時候，加以警告，以便他們警惕。”（懺悔章：122）

    答：這節(jié)經(jīng)文正是其核心思想。

    問：是的，尊敬的博士，請問在知識與行為間，不具備當代的學識，也可以做出正當?shù)男袆訂?？一個對教門知識一無所知者，雖然他當履行宗教上的義務與主命，但是，可以因其自身的無知而找到借口嗎？

    答：沒有借口可言。我說過，穆斯林對于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可借口說我不知道，只可說，這些事情跟自己的生活不是緊密相關。對于學者來說，教法上的任何問題都無借口可尋，因為他可以花更多的時間，精力去求取答案。不可說不知道某段經(jīng)文的注解，相關問題的教法判律，以及教法原理和立法宗旨。

    在這個領域內(nèi)的專家學者務必為此而竭盡全力。倘若有所疏忽而未盡到當盡的職責的話，當遭問責與責備，并因此而成為玩忽職守者。至于被責成者，則沒有任何借口逃避其職責。即便是外出旅行之人，如果此前從未外出過，那他也應當了解可能在旅途中所遇到的關于宗教功修、人際交往、出行、吃喝、禮拜、朝向等等問題。所有這些問題都應當提前了解，知道相關的教法判律；知道該如何安排。這正如旅行者要先辦理簽證、出入境手續(xù)，準備好現(xiàn)金、相關證件；安排好在什么地方入住等等。那么宗教上的事務也當如此。這之后，還有那些在生活中長期面臨的事情，如所從事的職業(yè)等。這些都不是任何人可以找個借口而回避的事務。一個自認為自己是穆斯林的人，在從事生產(chǎn)、參與人際交往、從事商業(yè)、外出旅行等活動時，是沒有任何理由說自己不知道真主對這些事務的教法判律的。但是對于普通民眾而言，假若他們不知道一些和他們的日常生活無關的教法判律，則是可以諒解的。這種情況對于一些學者來說也是一樣，都沒有任何借口可言。

    問：也就是說，假如一個人無知或文盲而不知道的話，那么或許本地區(qū)的領導或當?shù)氐那逭嫠麻L老將承擔相應的責任？

   
答：正是如此。

    問：尊敬的博士，因此，也就是說，在為真主所悅納的知識與行為中，我們應當達到一個標準？

    答：不是這樣的，一般來說，一種知識和行為能否被真主所悅納首先取決于求知者和行為者對主在虔誠和敬意。所謂接受與否的問題，指的是在后世的悅納。在后世，一切都將根據(jù)是否虔誠敬意而獲得真主的賞賜，即，行為者本身不得公開而明確地與真主的律法相違背：或許一個人在不知道的情況下違背了律法，而非出于玩忽職守和疏于對知識的求取和研究。因為，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會犯錯，即便是學者也不免出錯。正如我們知道：一個學者在獨立創(chuàng)制教法時，如有錯則得一次回報，如是正確的，則得享兩次的報酬。因此，知識以及導致知行合一的知識，必定是虔誠為主，得獲正道的知識。對于那些雖然有錯，但是行為人本身并非故意或玩忽職守而出現(xiàn)的錯誤，其罪責是可以被赦免的。假若行為人虔誠敬畏，那么也是被真主所悅納的。

    問：請問，正確的答案是多元的嗎？

    答：這個問題本身類似于教法原理學上一個著名的命題——是否所有能夠獨立創(chuàng)制教法者的判斷都是正確的？對此，大多數(shù)伊斯蘭學者認為：正確的判斷只有一個，除此外都是錯誤。而另有些學者則認為：每個具備獨立創(chuàng)制教法能力的法學家的判斷都是正確。但是，法學家大眾認為只有一個判斷是正確，除此之外的判斷都是錯誤，不過假如判斷者是能夠獨立創(chuàng)制教法的專家的話，那么雖然判斷出錯，但也得享其報酬。即雖出錯而得享一份回報，失去了第二份報酬。但是，假若對于自己不很熟悉的領域，而隨意地對一些問題作出判斷，一旦出錯，則是有罪的。

    問：尊敬的博士，請問知行合一之間的真正危機是什么？
 

    答：當然了，“危機”這個詞或許是一個人為的術語，有其自身的多元內(nèi)涵和表現(xiàn)形式，以及各種不同表達。自古以來，知行就有不一致的地方，我不說二者互為分離，如守貧而注重宗教功修之人，他們被視守貧的清廉之士，后來又叫蘇菲行者。這些人學識不多，但是在宗教功修獨自猜度，獨自操守一些認為歸順真主的善功，或許在正教外有所添加，以至于多行異端。而與這些人相對應的是：把大部分精力放在求取知識上，不是說學多了知識，而是說過于專注于知識方面而忽略了對知識的踐行。這就是對知行的不同認識。前者是行動者，后者是求知者。知行分離還有另外一種表現(xiàn)形式——學者和奮斗者。后者駐守在對敵的最前沿，抗擊敵人，守衛(wèi)關防，他們對于駐守清真寺的求知者和修持者，以及在夜間力行拜功者多有輕視，認為奮斗在對敵最前沿的工作遠遠超越駐守清真寺的工作，而在清真寺的工作就像玩耍和游戲，尤其是在清真寺內(nèi)所修持的自愿的副功，比起他們駐守關防，浴血奮斗的艱辛工作來說宛若游戲一般。這也是從各自的出發(fā)點看問題和觀點不同所致。

    同樣，今天，我們在伊斯蘭運動中也發(fā)現(xiàn)有些青年人，他們抵抗外敵，獻身沙場，為主奮斗。與他們相對應的是那些伊斯蘭的學者群。這些學者們或許被沙場上沖鋒陷陣的年輕人們指控為缺失真知；而學者們則指控年輕人們行為魯莽，盲目行動。所以說，類似這種形式的知行不一常常因為不同的衡量標準和多元的表現(xiàn)形式而存在。

    問：在我們來談伊斯蘭運動和學者們之前，最后一個問題是：求取知識和修持功修二者間，孰先孰后呢？

    答：首先，包括我們自身在內(nèi)的任何人都不應當把自己放在判定知行分離的法官位置上，來選擇知識與行為。在此，我舉述一段很長的健全圣訓，這段名為杰里赫的圣訓傳述說：穆圣在講述前人時說，一位名叫杰里赫的修士，他在猶太會堂專事清修，他的母親來見他，要他幫忙辦件事，便在會堂外叫喚站在會堂最高處的杰里赫說：杰里赫??！你下來。杰里赫看到是自己的母親，于是說道：主啊，我的母親，我的祈禱，二者我選擇哪一個??？于是，他拋下了他的母親，而專事祈禱……這個故事很長，也廣為人知。其中的教訓就是：我不像杰里赫那樣，逼著自己在二者間選擇，說出選擇我的母親還是選擇我的祈禱這樣的話。不然，我們不應當說這樣的話，杰里赫也不應當說這樣的話。正如圣訓中所顯示是那樣，杰里赫做錯了。所以我們不說，我選擇知識還是行動，一定要在二者加以區(qū)分，而是從優(yōu)選的角度出發(fā)，知識先于行動。這個已經(jīng)不是問題。伊瑪目布哈里傳述的著名圣訓已經(jīng)成為學者們共同的一項原則，即以知識篇為開端：一個人在開口前必須知道自己要講的內(nèi)容，而所要講的知識先存于腦海中，然后搜尋合適的言辭加以表達。在這之前，腦海中已經(jīng)確定著這是正確的，是好的，是有益的后才會開口說話。即便是說話都需如此，更遑論生活中的工作，建設一項工程項目等等。在這些行動之前，務必有所了解，有所預算。因此，學者們才說：“知識先于行動”。

    知識是先鋒，行動建立在知識的基礎上。因此，無論什么問題，每個人都是知識先于行動。盡管這只是一般泛泛而言，我們有時為了行動而讓知識優(yōu)先，隨后是跟進的行動，于是我們就處于一個循環(huán)往復的圈中。但是從真正的開始來說，還是知識先于行動，同樣，知識之后務必有跟進的行動。以免落入真主說：“你們說你們所不做的，”范圍內(nèi)，或者說陷于那些光說不做的學者群中。

    問：尊敬的博士，關于伊斯蘭運動的問題，總體說來都在阿拉伯和伊斯蘭國家，這些國家的學者們是運動的發(fā)起人和奠基人，假若我們今天來談處于當代現(xiàn)實中的伊斯蘭運動的話，請問，伊斯蘭需要學者們做些什么？

    答：伊斯蘭運動對學者們的需求就像伊斯蘭社群對學者的需求一樣，甚至更為迫切。對此，我們可以用一句話來說：伊斯蘭運動對學者的需求猶如伊斯蘭民族和所有是社會成員，以及社會機構對學者的需求一樣。伊斯蘭學者們是引路的明燈；是正道的指引者；是導師。他們?yōu)橐了固m社群排憂解難、解惑答疑，積極應對新生事物，照亮黑暗之域。

    每個運動和每個群體務必跟隨學者們，把問題交付于他們，并擁有一群學識豐厚的學者專家，否則便將陷于迷誤中，從迷誤走向毀滅和墮落。因此，伊斯蘭運動離不開學者，尤其是關注伊斯蘭宣傳的伊斯蘭運動更離不開學者們。這不是從事商業(yè)活動，即便是從商都不能缺失學者的指導，更何況宣傳和闡述伊斯蘭的宣傳活動呢？！這個運動要想消除疑惑，抵制敵人的蠱惑之詞，清除障礙……凡此種種，即便是學者不是必要條件，那至少也應當是充分條件，讓學者們在旁搖旗吶喊。

    問：有人指控伊斯蘭運動把學者們邊緣化；把那些有識之士排斥在那些所謂的有德之士和積極分子之外，請問，你是否同意這種說法？為什么？

    答：首先，我不贊同伊斯蘭運動把學者群邊緣化的說法，但是，我或許我會說，伊斯蘭學者在這場運到中，沒有占據(jù)他們應有的位置，伊斯蘭運動本身也未曾關注學者們在運動中的地位；未曾關注對學者的培養(yǎng)和賦予他們在伊斯蘭運動中所需的相應的地位。“邊緣化”一詞或許有點夸大其詞和詆毀之嫌，我不主張這種說法。我個人認為伊斯蘭運動將學者的位置邊緣化，這是絕不可能的。當下邊緣化伊斯蘭學者位置的人是那些要建立所謂現(xiàn)代國家的執(zhí)政當局。歷史上的伊斯蘭國家，不管分歧有多大，都是建立在伊斯蘭知識體系上。因此，哈里發(fā)的顧問、法官、行政人員、穆夫提、軍隊統(tǒng)帥和指揮員都是由學者來出任。當時任何一位哈里發(fā)、艾米爾或地方總督和軍隊領袖都離不開學者們。但是，如今，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模式在大多數(shù)伊斯蘭國家程度不同地得以推行。說這些伊斯蘭學者在這些國家被邊緣化的說法是正確的，即，在這些國家，伊斯蘭學者被遠遠地排除在權力中心之外，并對他們說：你們回到你們的住所去吧；你們就規(guī)規(guī)矩矩地講講臥爾茲（勸誡）吧，其它的都跟你們沒有關系。圍繞著這個本質(zhì)的出發(fā)點，各國邊緣化學者們不過是在程度上略有不同。像這樣的有意的排擠，我們可以稱之為“邊緣化”，因為這是有意為之；是政府的政治，以至于變成了很多在野或執(zhí)政的政治家們的政治訴求。

    我要說，伊斯蘭運動疏忽了讓學者們擔任相應的位置，沒有很好的依靠學者們；沒有很好的把學者們推到運動的先鋒隊中。這些都沒錯，但是除此外，學者們也不是沒有一定的責任。在近現(xiàn)代以來的學者們，仿佛他們本身就有著偏離伊斯蘭民族的戰(zhàn)場；遠離伊斯蘭社群事務的潛質(zhì)，這些事務如宣教問題。這是一個互動的問題。很多伊斯蘭運動的陣線中的領導人、青年人和工作人員，并不是很在意他們的領導是一名學者或一群學者；也不在意他們的第一梯隊是學者。這種不在意說明了他們并不認為學者在第一梯隊是件必要之舉?；蛟S在他們中有部分人看來，這是件可遇而不可求之事等等。但是，同樣，學者們也不是很重視。我曾經(jīng)遇到過一些學者說：我們不適合加入到伊斯蘭運動的行列，這個運動也不適合我們。這是有原因的：要么是為了人身安全而自保；要么是為了營謀權勢；要么是為獲取某些實利，得享清閑。因為學術工作有各種發(fā)揮的渠道，可以在清真寺中，可以登上講臺，可以著書立說，可以開辦圖書閱覽，這些都在某種程度上算是件輕松的事情；而伊斯蘭運動的實際工作則充滿了艱辛與困苦，倍受打擊，代價巨大。這些原因或許也令一些學者望而卻步。因此，我認為這是一個雙方都要承擔責任的問題。

    問：據(jù)我所知，你曾經(jīng)是摩洛哥伊斯蘭運動的領導人。在黎巴嫩，直到最近，費薩爾·馬拉維長老一直是伊斯蘭運動的帶頭人。還有很多例子都說明，在伊斯蘭運動中，學者們都處于運動的領導層，那么，您所說的伊斯蘭運動在推介學者方面的的不足又是從何說起呢？為什么呢？

    答：首先，從伊斯蘭運動方面說。我說過雙方都要承擔責任。對于伊斯蘭運動來說，伊斯蘭運動是席卷這個時代的洪流，它是一場抵抗運動，或者我們說倡導政治改良的斗爭運動；是一場抗爭運動。這項工作本身就具有每天向前推進和斗爭的性質(zhì)，需要運動；需要迅雷之勢；需要各種組織和規(guī)劃，即政黨的或類似黨派的組織，而學者們對于這方面是反應遲緩的，很少投入到黨派中。與此同時，伊斯蘭運動方面也需要忍耐學者們，理解學者們。但是，斗爭的車輪滾滾向前，伊斯蘭運動人士感到?jīng)]有學者的參與，他們可以更為迅猛，更能積極倡導伊斯蘭運動而避免了許多來自于學者們的阻力、條件和限制等等。而學者方面呢，正如我前文所述，或許沒有足夠的動力促使他們更多地關注伊斯蘭運動。如我曾經(jīng)說過：學者群中有一類學者的確如此，這是無可置疑的，我們與這類學者共同生活，親眼所見。這類學者逃避伊斯蘭運動的繁重工作，有時，由于各國不同的政治氛圍，這類學者甚至不愿靠近伊斯蘭運動。這就是個中原因。

    問：誠如一位伊斯蘭運動的領袖所說：或許在一些國家，有些宗教機構對一些學者施加壓力，目的就是不讓他們參與伊斯蘭運動。尊敬的博士，就在我們談話中，你曾說，按照大多數(shù)學者的觀點來說，知識優(yōu)先于行動，那么我們又當如何理解這個問題和這種觀點呢？

    答：是的，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我之前說過知識是行動的向導；知識優(yōu)先于行動。這個優(yōu)先問題是無可置疑的，為什么呢？因為知識是光明，行動如行走于暗夜的路徑，試問，有人可以未點亮火把就起程嗎？可以在暗夜中沒有火把的照亮而行進很長的路程嗎？同樣嗎，沒有知識的行進就猶如沒有光亮的前行，處處碰壁，迷失道路，墮入陷阱等等。這就是知識的優(yōu)越性。因此，知識優(yōu)先于行動，因為由知識來界定前進方向、目標、進程和步伐，以及哪些是行動所允許，哪些是行動所不允許，哪種方式可以或不可以采取，這些假若沒有知識的話，正如我曾說的那樣，那伊斯蘭運動必定會四處碰壁，面臨危境和不足，因此說知識優(yōu)先于行動。

    問：尊敬的博士，有人認為淡化學者的地位不僅僅限于伊斯蘭運動，而是一個普遍的社會問題，請問這是為什么呢？

    答：是的，這是我曾指出的普遍現(xiàn)象。社會或許就排斥和回避學者們，對他們的地位沒有給予高度的評價。有多少學者因為遭到冷淡和反對而遠赴異國他鄉(xiāng)，他們在異國他鄉(xiāng)得到優(yōu)渥的待遇和關懷，倍受人們的尊敬。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即便是眾先知也有遷徙他鄉(xiāng)之舉?；蛟S他們沒有找到適合于他們，適合于他們召喚的土壤而遷徙他鄉(xiāng)。歷史上，大多數(shù)先知都曾經(jīng)遷徙，這就說明，普通民眾本身就有所不足，或者說對學者都有不同程度的抵觸。這一點應當提醒大家注意，讓世人時刻注意我們的學者們是我們的引路明燈；是我們行進正道的指導者；是我們在宗教和世俗領域的領袖。因此，我們應當推介他們，高度評價他們，永遠都不要排斥他們。這是對民眾而言。

    此外，我曾指出過，這也是執(zhí)政者當承擔的職責。按照伊斯蘭的原則看來，執(zhí)政者階層必須由學者來擔任。歷史上，歐麥爾哈里發(fā)就曾經(jīng)和其他學者協(xié)商處理國事。他說：“你們當學習，然后再領導”，即在社會中擔任領導職務之前，首先學習而成為學者，成為法學家，然后再擔任領導職務，成為社會公眾人物。當統(tǒng)治者自身鮮有知識，缺乏專家學者處理事務時，或許在今天，我們發(fā)現(xiàn)執(zhí)政者中不過是軍人、經(jīng)濟人和政客或法人，在這種情況下，那至少應當重新評價學者們，因為執(zhí)政者和國家的決策將針對所有人貫徹，不得不慎重。所以說，執(zhí)政者對學者們的確有所邊緣化，而沒有給予學者們相應的地位。當下，在很多伊斯蘭民族的事務和穆斯林社會事務，以及社會問題上，我們很少依賴于學者群，直到問題惡化了，我們才想起讓學者們出面做些拯救工作等等。其實，對于這些問題，學者們從開始就應當涉足和介入。所以說，學者群的普遍邊緣化是存在的，就是現(xiàn)今在所難免。我認為，就在我說話此時此刻，伊斯蘭運動對學者的邊緣化就存在，或許比起社會中學者群被普遍邊緣化而言，伊斯蘭學者被邊緣化得還不是很突出吧。

    問：尊敬的博士，請允許我讓穆兄會領導阿卜杜·穆勒艾姆·艾布·福圖哈博士從開羅加入我們的對話。請問艾布·福圖哈博士，七十年代后，有人說伊斯蘭運動很少有艾資哈爾的學者參與。伊斯蘭運動的領導層都是些醫(yī)生、工程師。有人還說：“我們的宣傳活動中不能一山容二虎——軍事人員和艾資哈爾人”請問，這種說法對嗎？你們有何解釋？

    答：原則上來說，這種說法是不對的。難于想象高擎伊斯蘭旗幟，以傳播伊斯蘭思想和召喚為己任，并以伊斯蘭思想為教育指導方針的伊斯蘭運動，會沒有學者們的位置；會沒有讓學者們得享崇高的地位。至于當下伊斯蘭世界中，伊斯蘭運動中缺失學者群參與這種情況，則是一個實情。我認為這種情況歸咎于伊斯蘭運動在整個世界所遇到的誤解而導致的，包括伊斯蘭運動本身也需要對這一現(xiàn)狀重新考量、反省?？剂恳了固m運動這個全面改良的宣教運動的貫徹和執(zhí)行情況。運動的領導層務必由有識之人和宗教學者來擔任；由有著獨立意見和思想的宗教學者擔任。領導層或許會是醫(yī)生和工程師，但是他們務必要有同等的學識，他們的工作首先是從事行政層面的工作。對伊斯蘭運動的誤解和混淆把伊斯蘭運動全面的宣教角色與伊斯蘭的全面性混為一談；還把伊斯蘭運動的黨派作用（對政權的角逐）與伊斯蘭的全面性相混淆。我呼吁所有的伊斯蘭運動重新考量運動的執(zhí)行情況：是否運動已經(jīng)成為以伊斯蘭為最高原則而角逐政權的政黨運動；還是它仍然是一個全面的宣教和教育的改良運動。我認為伊斯蘭運動應當保持在第二種情況下；應當有學者群的參與，并讓他們扮演自身的角色，發(fā)揮他們的才干。因為伊斯蘭運動推出的是一種思想、一種原則、一種信念、一種觀點、一種按照伊斯蘭來教育世人的教育方針。這樣的運動怎么會沒有伊斯蘭學者的參與，并擔負職責，發(fā)揮才干呢？！這是我對伊斯蘭運動混亂局面的個人觀感，在這種混亂局面中，政黨與宣教相混淆，而不是政治與宣教相結盟。因為有些穆兄會成員，他們是世俗主義者，呼吁宣教與政治向分離。而我認為，政治不可能與伊斯蘭的宣教相分離，因為它是伊斯蘭的宣教一部分，但是政黨可以和宣教活動相分離。這也是我所呼吁的。我呼吁伊斯蘭運動，如穆兄會重新考量這個問題。

    問：或許我可以在此傳述巴勒斯坦兄弟薩米爾的說法：“根據(jù)現(xiàn)階段的需要，伊斯蘭運動有必要全面反思，重新開展活動。”

    答：是的，所有的運動，包括伊斯蘭運動在內(nèi)都需要對其執(zhí)行情況加以反思，反省其推行的手段和方式，反思其時不時改變的觀點，但是其條件是在伊斯蘭價值和我們引以為榮的伊斯蘭文明的原則框架內(nèi)加以反思。

    問：有人說，伊斯蘭運動的領導層中鮮有學者的原因是因為伊斯蘭運動很少建立在民主的機制上，并通過投票來選舉領導，而是不管是否是學者都由行政任命產(chǎn)生。

    答：不是這樣的，我不認為是這個原因。伊斯蘭運動中有民主和協(xié)商活動，但是主要的原因是我前文所述的對伊斯蘭運動的誤解和混淆。因為伊斯蘭運動應當清楚地表明其理念、目標和作用，隨后根據(jù)這一理念而挑選領導層，選出能夠履行以伊斯蘭的全面思想來宣教和教育的領導層，以區(qū)別于政黨的職責，二者間有著明顯的區(qū)別：選黨主席是為了以伊斯蘭的思想和價值理念來角逐政權，而選舉主張全面改良社會，改革政壇的教育與宣教的伊斯蘭改良運動的領導人，則是一個需要對我們的伊斯蘭運動的理念加以反思和內(nèi)省的問題。反思我們的職責究竟是什么，我所扮演的角色究竟是什么？自伊斯蘭來臨和伊斯蘭思想存在的1400多年間，學者們常常擔任政府要職，開展宣教運動，勸善誡惡，代表學者和權力存在，并遵循伊斯蘭的價值理念。而在權力與政權，權力與宣教一旦相混淆之際……

    問：問題很清楚了，尊敬的艾布·福圖哈博士，謝謝你從埃及開羅參與我們的討論！在節(jié)目結束之際，我們再次感謝世界穆學聯(lián)委員，艾哈邁德·拉伊蘇尼博士。

   （侯賽因譯自阿拉伯半島衛(wèi)視《教律與生活》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