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用凝重的筆飽蘸鮮血和苦難譜寫出了一頁頁厚重的歷史。
    歷史是一面鏡子，它記敘著過去，昭示著未來。借助這面歷史之鏡去尋覓幾近逝去的記憶，從中感悟人生，感悟歷史，得到新的啟示……
    歷史是嚴酷的。它從不以人的意志而改變，一位穆民英雄，伊斯蘭學者，以他舍希德的精神和品級，以他短暫的生命和鮮血鑄就的悲壯人生，喚醒全民族理性的復蘇，讓后人從中吸取豐富的精神營養(yǎng)，凈化精神境界！這是何其偉大的人生！
    陳克禮是新中國成立后成長起來的穆斯林翻譯家、著作家。他以杰出的譯著享譽國內外。他第一個把《塔志》（《圣訓經》）譯成漢文，結束了千百年來只懂得漢文的人無法閱讀阿拉伯文《圣訓經》的歷史。這是陳克禮為中國伊斯蘭文化建樹的一大功勛。
    陳克禮的譯著頗豐，卷帙浩繁，所涉學科寬泛，除宗教學科之外，還有歷史、傳記、史詩、藝術、文學以及倫理學等。在他短暫的一生中，他寫出了30多部約八百多萬字的譯著作品。
    陳克禮在伊斯蘭學術思想方面有著獨到的見解。他曾對社會上各界人士提出的一系列尖銳問題作了令人信服的解答，使人們以理智參悟天經，提高穆斯林在生活中靈活處理問題的能力。陳克禮曾計劃寫完《伊斯蘭三部曲》之后，接著寫《伊斯蘭與自然科學》一書，以此書來引導穆斯林用科學知識宣傳和印證《古蘭經》真理。
    已經出版的《中國翻譯家詞典》、《中國回族名人詞典》、《伊斯蘭文化名人詞典》以及《中國伊斯蘭教百科全書》都選入了陳克禮。《中國翻譯家詞典》注文說：“陳克禮以驚人之毅力，在29歲之年完成了第一部《圣訓經》漢譯工作，這在中國伊斯蘭教歷史上是一件大事。單從翻譯的角度來講也是十分難得的。”
    陳克禮一生是勤奮的、清貧的、苦難的。他把畢生的精力獻給了伊斯蘭事業(yè)。歷盡磨難，他以鮮血和生命全美了自己的伊瑪尼，獲得了舍希德的品級，博得了廣大穆斯林的崇敬。多少人為他的悲壯人生而感嘆！而涕泣！多少人為這位舍希德的生前光輝業(yè)績，崇高品德、執(zhí)著精神所感動！

    勤奮善思 業(yè)績斐然

    陳克禮（農歷1923.4.24——農歷1970.6.3公歷7.5）河南襄城縣人。他出身清苦，其父陳文燦先生以當帳房先生的微薄收入養(yǎng)家糊口。他扎實的國學根底對陳克禮影響至深。文燦公篤信伊斯蘭教，一心希望自己最喜愛的兒子陳克禮獻身伊斯蘭事業(yè)。陳克禮秉承父志，自幼開始攻讀伊斯蘭教經典，他稟賦聰慧，勤奮好學，在儕輩中始終處于佼佼者地位。正當他躊躇滿志，努力進取之時，家鄉(xiāng)被日寇占領，弱冠之年的陳克禮，在強烈的愛國愛教熱情的促使下，沖破敵人的封鎖線輾轉來到遠離家鄉(xiāng)一千多公里外的抗日后方——甘肅平涼，繼續(xù)負笈求學。
    1938年，達浦生阿訇在甘肅平涼創(chuàng)辦的隴東師范，由中國著名的伊斯蘭教學者王靜齋阿訇，及享譽一方的白心齋阿訇在校任教。這所學校成了廣大穆斯林學子向往之地。陳克禮有幸在該校師從王靜齋、白心齋阿訇，堪稱是“如魚得水”。他以鍥而不舍的頑強精神，嗜書如命，苦心鉆研，經過數年努力，不僅在伊斯蘭文化知識上有長足的進步，成為王靜齋、白心齋阿訇的高足，而且在價值觀念、道德情操、治學態(tài)度等方面均受到兩位經學大師的熏陶，此外由于隴東師范學校同樣重視漢語和各種文化知識的教學，陳克禮在接受宗教教育的同時，在其他方面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這段學習經歷對他的事業(yè)曾產生巨大影響。
    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陳克禮慕名來到伊斯蘭知名人士馬松亭主辦的北平回教經學院深造。該院雖屬草創(chuàng)，但卻是伊斯蘭文化名人薈萃之地，當時在經學院授課的不僅有龐士謙、馬金鵬、楊有漪等專職教授，還有馬堅、白壽彝等兼職教授。陳克禮利用北平這個文化故都的有利條件，廣搜博采，博覽群書，其知識領域大開。最后成為繼馬堅、龐士謙、納忠之后最有才干的中國穆斯林學者之一。
    1950年，陳克禮應聘在襄城縣潁橋清真寺執(zhí)教講學。1952—1957年間，先后在北京大學、中國伊斯蘭教經學院任教，為我國培養(yǎng)阿拉伯語專業(yè)人才和伊斯蘭事業(yè)接班人做出了有益的貢獻。
    陳克禮譯著頗豐，他的處女作《從穆罕默德看伊斯蘭教》是一本立論正確、內容豐富、旁征博引、形式新穎的論著，在穆斯林群眾中影響很大，以至被認為是中國穆斯林的傳世之作。
    陳克禮先生出版的譯著還有《圣訓經》、《回教信仰基礎》、《伊斯蘭教發(fā)展史》等書，盡管上述諸書大多是他“而立”之年前后的作品，但無不具有忠實、簡練、文從字順、表達力強的特點。其中，他翻譯的《圣訓經》不僅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而且在中國穆斯林社會有很大的現實意義，由于“圣訓”歷時久遠，內容浩瀚，加上無資料可鑒，其翻譯難度不亞于《古蘭經》的翻譯。然而，陳克禮卻以驚人的毅力，于1950年至1952年間，在29歲之年業(yè)余獨自完成了《圣訓經》的翻譯任務。這是中國伊斯蘭教學術史上的一件大事。

    愛國愛教 與時俱進

    “愛國愛教，與時俱進”。是新時期我國億萬宗教信仰者的行動綱領，也是宗教多元化的社會主義祖國的客觀需要。令人驚奇的是，早在半個世紀前，陳克禮先生已經用他的自覺行動體現了這八個字的精神內涵。陳克禮在《從穆罕默德看伊斯蘭教》再版自序中說：“我們每個民族，首先把自己認識清楚，然后再互相認識清楚，這樣才能真正的互相尊敬，共同進步。”此時，陳克禮先生才29歲，他卻見地深邃，充滿激情地歌頌了祖國的解放，并把加強民族團結看作是各民族共同前進的必由之路。然而，陳克禮先生的驚人才華并不限于此。凡是讀過《從穆罕默德看伊斯蘭教》一書的人，都會從中發(fā)現許多真知灼見。而且至今仍有新意，從而反映出陳克禮先生“與時俱進”思想的先進取向。
    無論是在世界范圍內，還是在國內，伊斯蘭教都面臨著嚴峻的挑戰(zhàn)。造成這種局面的因素固然很多，但主要原因，則是穆斯林能不能與時俱進的問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首先從理論上廓清穆斯林社會流傳已久的錯誤思想。為此，陳克禮先生在《從穆罕默德看伊斯蘭教》一書中發(fā)表了許多旨在“與時俱進”的觀點。
    陳克禮先生一方面徹底改變在教法問題上的因循守舊，泥古不化的狀態(tài)，他對那些從狹隘的民族利益出發(fā)，不惜違反伊斯蘭教基本原則，胡亂解釋教法的行為更是深惡痛絕。陳克禮先生還有相當多的真知灼見，雖然是他半個多世紀前發(fā)表的觀點，至今仍有強大的生命力和現實意義，我們完全可以說陳克禮先生不但是中國伊斯蘭教學術領域的一位學者，而且也是這一領域的理論家、思想家。

    德高望重 學有大成

    盡管在上世紀50年代初，先生還很年輕，但他已經是聞名遐邇的學者。因此，他除了潛心從事教學和譯著外，還要處理來信、來訪。1956年，先生應聘到中國伊斯蘭教經學院任教后，院內外年輕學生經常登門求教。當時他住在牛街禮拜寺對過一個胡同的平房里。他對于每個造訪者總是熱情接待。凡是到先生家中求教的學生，都感到每次前去求教造訪都受到不少教益。一次，先生的一位老鄉(xiāng)在其寓所看到堆放在書桌上的厚厚的書稿表示驚訝時，先生說，這是他編譯的伊斯蘭教通史的手稿。這項工作早已開始，但進度比較緩慢，他指著案頭上來自全國各地的信件說，這些信件里提出的各種問題，有的我可以解答，有的需從資料中查找，要么就得請教高明。處理這么多的信件，需要耗費很多的精力。這么多年，我都堅持有信必回，否則就愧對大家對我的期望了。寥寥數語，表達了先生對伊斯蘭教事業(yè)的高度責任感和使命感。
    由于歷史的原因，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中國穆斯林忽視漢文化的學習。這不僅對民族的繁榮、進步有很大的負面影響，而且在各民族間也容易造成隔閡。作為弱勢群體的穆斯林，主動向國人介紹自己的宗教信仰、文化習俗勢在必行。為此，歷史上的“經書兩通”人才無不以譯著伊斯蘭典籍為己任。基于這樣的信念，盡管先生自幼受的全是傳統(tǒng)的宗教教育，但他對漢文化學習付出的努力，決不亞于其學習阿拉伯——伊斯蘭文化所付出的努力。他常常講，穆圣號召“學問，雖遠在中國，亦當求之”。我們身在中國不努力學習中國文化，豈不是違反穆圣的遺教嗎？因此，先生無論在其早年接受經書教育之日，還是后來接受新式伊斯蘭教育之時，都把學習漢文化與學習阿拉伯、伊斯蘭文化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多年的刻苦學習，不僅使他在阿拉伯——伊斯蘭文化方面學有大成，以至最后登上大學的講壇，而且在漢文化方面也有長足的進步。由于他在刻苦攻讀伊斯蘭教經典的同時，廣泛汲取中國的文史，社科知識，其寫作能力之強可以說到了落筆成章的地步。先生文如其人，其譯著往往給人一種嚴謹、典雅、清新、一絲不茍的感覺。值得指出的是，先生不僅在觀念方面與時俱進，而且在祖國語言的運用方面也與時代的脈搏并行不悖。盡管先生的等身著述和譯作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但至今讀起來仍文詞清新，朗朗上口，鏗鏘有力，富有詩意和美感。由此可見陳克禮先生的漢語言文學造詣之深，功底之厚。

    品學兼優(yōu) 一代英才

    凡是生前受人景仰，身后能留下一座豐碑的人，無不是多種因素促成的結果。其中天賦聰穎、聰明好學、勤奮善思必不可少。陳克禮接受知識能力之強，可以說到了過目成誦的地步。在對各種問題的看法上，陳克禮先生都能比別人看得更深一層。這無疑是先生成材的基本條件。
    陳克禮先生的勤奮好學更是有口皆碑。他無論在嚴冬酷暑，始終是夜以繼日地伏案工作，孜孜不倦，刻苦攻讀伊斯蘭經典，同時還博覽群書，掌握各種有用的知識，表現出一位穆斯林學子強烈的求知欲和使命感。陳克禮在認真完成自己的學業(yè)的同時，還經常為《月華》、《伊聯》等穆斯林刊物撰稿。在生活極其困難，苦不堪言的情況下，經學院的師生常年以窩窩頭、咸菜、白菜湯充饑。由于營養(yǎng)不良，陳克禮先生總是處于浮腫狀態(tài)，但他處處表現出穆斯林青年“君子固窮”的高尚情操。他不僅十分推崇“知識重于物質”、“智者縱使落魄奇窮而不覺為苦”。在困境中，陳克禮先生有這樣的坦蕩胸懷，無疑是他成材的一大保障。
    陳克禮先生的青少年時代，一直是在艱難困苦中度過的。作為一位有非凡才干的青年，陳克禮先生另謀出路的機會還是有的，特別是北平的解放更是為廣大知識分子提供了廣闊的就業(yè)機會。但人各有志，像陳克禮先生這樣有敬業(yè)精神的人，他不可能以改變初衷去換取一時的安逸。肩負廣大穆斯林希望的他，毅然決然繼續(xù)沿著一條荊棘載道的冷漠的荒徑走下去。他思想敏銳，視野開闊，為了振興伊斯蘭事業(yè)，先生不僅豪邁地提出：“問題很多，都擺在眼前，咬著牙，忍著苦，走一步才能少一步。”他還精辟地提出要“發(fā)揚對的，棄絕不對的，不滯，不流，使過去與現實結合，使主觀與客觀聯系，從歸納到演繹，從演繹到歸納；掌握自然與社會的發(fā)展規(guī)律，解剖宇宙與人生的奧秘，隨著時代，向浩瀚的遠景奔進。”這樣的雄心壯志是先生成材的強大動力。
    陳克禮先生發(fā)蒙于有待改進的經堂教育，使他在濃厚的氛圍中思想上受到了陶冶，而且在宗教知識和阿拉伯語方面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值得慶幸的是，在其弱冠之年，開始接受新式伊斯蘭教育，從而使他成為我國新舊兩種伊斯蘭教育制度的受益者。此外，先生得遇良師，先后師從王靜齋、馬堅、龐士謙三位中國近代最著名的伊斯蘭教學者，并成為他們的高足。他們嚴謹的治學態(tài)度、執(zhí)著的奮進精神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對這位中國伊斯蘭學者的影響很大。這對他的成材也是一個不可缺少的因素。
    解放后，中國迎來了千載難逢的太平盛世，從而為苦學二十余年的陳克禮先生發(fā)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條件。盡管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這位穆斯林學者名正言順地工作僅有八個年頭，但其工作成績十分可觀。1952年6月，經馬堅教授推薦，陳克禮先生應聘到北京大學阿拉伯語專業(yè)任教，以他豐富的知識，中阿文俱佳的學識水平，認真敬業(yè)的教學風格，在協助馬堅教授為國家培養(yǎng)阿語專業(yè)人才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貢獻！由于陳克禮先生學識淵博，教學效果十分令人鼓舞。在教學過程中，他采用啟發(fā)式的教學法，強調課前預習的重要性。他既善于深入淺出地概括譯文的中心思想，又能旁征博引，恰倒好處地介紹有關背景知識，間或穿插趣聞軼事，先生講的雖然是嚴肅的宗教課程，但卻不失風趣幽默，使同學們在輕松愉快的氣氛中便掌握了知識。先生回答學生的提問，總是言必有據，從不敷衍了事，遇到學術性較強的疑難問題，先生更是不厭其煩地予以解答。對一些一時難以回答的問題，先生總是直言不諱地說：“這個問題等我弄清楚以后再作回答。”從而表現出這位穆斯林學者實事求是的優(yōu)良學風。先生還經常講述大家學者的成材之路，鼓勵同學們積極向上，使許多同學受益非淺?？傊?，先生不僅是一位譯著健將，也是一位教學能手。

    剛腸嫉惡 陷入絕境

    先生生不逢時，在舊社會備受饑寒與苦難，從而鑄造了他無限熱愛家鄉(xiāng)、熱愛勞苦大眾，無限痛恨黑暗勢力的高貴品格。先生的苦難經歷使他剛直不阿、愛憎分明，每遇到不平，必挺身而出，抑強扶弱。在北平經學院時，一位穆斯林青年學生受到圍攻時，他大義凜然出面干預，對圍攻者給予嚴厲批評、教育，要求他們對所有無奈的人應該給予同情、寬容，不能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使這位青年學生避免了一場危機。幾十年后，這位被陳克禮保護的青年學生成長為卓有建樹的穆斯林學者，大學教授。
    陳克禮先生由于對事業(yè)的過于執(zhí)著的追求而忽視了一切人際關系，先生專心致志的譯著工作，影響了他參加校內其他活動而遭到非議。為集中時間和精力投入譯著，毅然辭去了北大的工作。盡管此舉過于草率，但在九個月，先生又被幸運地應聘到中國伊斯蘭教經學院工作。先生以淵博的知識，嚴謹的治學態(tài)度，科學的教學方法，給師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他的敬業(yè)和執(zhí)著被批判為“走白專”道路。先生平時在課堂上有感而發(fā)的一些言論，經過上綱上線，就變成了受批叛的“右派言論”。盡管先生的某些言論屬于一般認識性問題，正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隨著運動的深入開展，對先生的揭發(fā)批判也逐步升級。面對這種局面，先生自感難以繼續(xù)呆下去，就不辭而別脫離困境，殊不知此舉，留下了“畏罪潛逃”之嫌疑，最終使自己陷入絕境。
    回鄉(xiāng)后，先生深居簡出，過著隱居生活。此間，他以憂郁的心情，寫了一首《望月》詩：“柴扉緊閉居陋房，孤燈孤影依寒窗。異鄉(xiāng)望月思故鄉(xiāng)，回鄉(xiāng)望月苦斷腸。”因擔心北京方面前來追捕，他便領著兩個幼小的孩子離家出走，過上了四海為家的流浪生活。1958年9月，先生和他的兩個孩子在流浪途中被拘，分別被送到陜北和西安接受勞教。孩子被收養(yǎng)。在三年多的勞教中，先生受盡了繁重的體力勞動，饑餓寒冷和精神上的重重磨難。1963年5月18日，襄城縣城政府宣布給他補戴“右派分子”帽子，管制勞動。1964年，又宣布給他補劃富農成分。更不幸的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運動爆發(fā)后，先生因有“前科”，更是首當其沖，在精神和肉體上備受折磨自不待言。而最使先生痛惜的是，他多年奮筆譯著的數百萬言的書稿被毀于一旦。1970年2月25日，先生以“莫須有”之罪名，無緣無故被捉拿歸案。在130多天的生死搏斗中，陳克禮先生始終氣宇軒昂、態(tài)度沉穩(wěn)、妙語連珠，以雄辯的論據侃侃而談，面對氣勢洶洶、咄咄逼人的造反派，雖身處逆境，卻總是義正詞嚴，最后發(fā)出“歷史將宣告我無罪”這一氣壯山河的怒吼！
    陳克禮先生的悲慘遭遇成為壯烈的舍希德，10年后，陳克禮的冤案得到徹底平反昭雪。但他凜然歸真的英雄形象給人們以強烈的震撼！他一生清貧善良，勤奮刻苦，無愧于國家和社會，他一心只想做學問，只想用伊斯蘭思想來凈化穆斯林的心靈，他雖死猶生，將永遠活在廣大穆斯林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