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者神圣》一書系山東德州馬云魁先生之精微巨作，記得馬先生有此舉意時，曾和我聯系探討有關事宜，那是在二年前了，想不到這么快就問世了。天酬勤者，真主恩典。

   《和者神圣》是一部歷史章回文章135頁，近8萬字，雖然用了流行文學的描寫方法和表現方式，但文中絕大部分的歷史事件和人物都是有史料來源的，從文章中我們更看到馬先生的學問境界和人格魅力，觀點之新穎，資料之翔實，發(fā)時人所未發(fā)，實為難見之佳作。馬先生對鄭和之情操在其前言稱：“由于歷史文人墨客的視角偏差，未能全面客觀的反映鄭和的伊斯蘭和平外交的偉大成果，側重于航海的巨大成就，忽略了具有戰(zhàn)略意義的不占領別國一寸土地，不索取別國一草一木的和平壯舉，與某些冒險者侵占別國領土，掠奪別國財富，甚至殺戮別國人民的侵略行為，形成鮮明對照，彰顯出華夏民族熱愛和平，以禮待人，以德服人的文明風范。正是編寫《和者神圣》緣由。”

  該書始終貫串了伊斯蘭精神“和平”、“和諧”、“和睦”。比如具有悠久歷史的漢文化，很早就有了和諧的概念，漢文化最先用于音樂領域，后來引入到人文與社會領域。至于作為世界四大文化體系之一的阿拉伯——伊斯蘭文化也含有非常豐富的和諧理念，且非常深遂，涵蓋天、地、人各個層面，涉及到宏觀、微觀、精神與物質各個領域，特別是它有宗教信仰作支撐，更顯得體系完備博大精深。

  鄭和下西洋比迪亞士發(fā)現好望角、比哥倫布到達美洲大陸早70年左右，這是眾所周知的。而鄭和的宗教信仰方面我們卻沒有什么資料可以參考，故而《和者神圣》據于事實不予亂編，這正說明馬先生的實事求是的嚴謹的治學精神。作為統(tǒng)帥的鄭和要順利地完成出使西洋的任務，必須充分尊重各國家、各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不同的風俗習慣，為此，鄭和曾在航海過程中多次參加佛教、道教活動，甚至在出海時尊重民俗拜祭天妃娘娘保出海人員平安。宣德七年（1432）七月鄭和派中國穆斯林馬歡等七人帶著麝香、瓷器、緞匹前往天方朝覲，完成了朝覲功課。鄭和作為出使西洋的正使，他的這多種宗教行為正表現了一個政治家的政治行為，不是他個人宗教信仰的具體功修和實踐的表現。林松教授發(fā)表的《論鄭和的伊斯蘭教信仰——兼論鄭氏“奉佛”“崇道”說》一文，進行了細致的敘述和分析，是一篇說理透徹的文章。鄭和繼承了先祖賽典赤·贍思丁治理云南時推行民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創(chuàng)造文化和諧的社會環(huán)境的政治風度，從而為世人樹立了一個成功的典范，給后人提供了重要啟示，他身上載負著回回民族的智慧，鄭和虔誠的穆斯林者也。

  明清500年中中國人不了解也不理解鄭和他經營的偉大事業(yè)，落后的封建社會將鄭和深深地沉埋了。就當時明朝的反對派公然將鄭和七次航海的檔案資料全部藏匿焚毀并指斥鄭和七次奉使遠航為“弊政”。1904年梁啟超先生懷著深沉的痛苦發(fā)表了《祖國大航海家鄭和》石破天驚地稱：“及觀鄭君則全世界歷史上所號稱航海偉人能與并肩者何其寡也。”又說：“哥倫布以后有無量數之哥倫布，維哥達嘉馬以后有無量數之維哥達嘉馬，我則鄭和以后竟無第二之鄭和。噫嘻！豈是鄭君之罪也。”還說：“刑余界中前有司馬遷，后有鄭和，皆國史之光也。”

  鄭和七次出使西洋執(zhí)行了中國傳統(tǒng)政治思想中的“仁政”思想，與所到國家睦鄰友好，和平相處共同發(fā)展，樹立了中華民族愛好和平的形象。而哥倫布所到之處侵占土地掠奪財物屠殺當地人民，這與鄭和出使西洋的作為成了鮮明的對比。鄭和時代是“大航海時代”、“地理大發(fā)現時代”，“顯示中華民族國力和科學技術遙遙領先地位的時代”，鄭和是世界上偉大的先導者，演出了中西交通史上壯麗的一幕，鄭和是中華民族的驕子，回回民族的光彩。

  鄭和下西洋的結束是中國古代造船業(yè)，航海業(yè)由盛而衰的轉折點。遠洋航海被禁止，鄭和下西洋的檔案被銷毀，鄭和的大戰(zhàn)船因擱置而爛掉種種情景。外國學者因此而備感惋惜。鄭和下西洋由此便成為中國古代航海史上空前絕后的壯舉，也是古代中外交通史上最后的輝煌。

  《和者神圣》一書作者對上述事件一清二楚，但在書中只字未提，其用心良苦，這乃為宣揚伊斯蘭文化精神“世界和平”、“社會和諧”“家庭和睦”，全書以“和平”為核心，故而對歷史事件輕描淡寫對鄭和的“愛國”、“愛教”、“愛人民”的一顆赤子之心大書一筆。讀后感慨萬千，故而特撰此文以敬作者。

夏承厚09年8月19日于鎮(zhèn)江老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