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作品 幫孩子們“尋找幸福”

      土耳其人到底是誰，是穆斯林、是歐洲人，還是亞洲人———李凡納利說不清楚。但提起這些年申請進入歐盟的土耳其來，作家認為，作為游牧民族的土耳其人，似乎最初從中亞慢慢往西遷徙開始，就“出于本能”地一直朝著西方走。

  　 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高度濃縮的東西方夾縫中，李凡納利說，也算不上無所適從。“只不過東西兩方都想要把對方拉到自己的陣營上”他引用一個世紀前一位土耳其哲學家所說的：“我們，就好像是坐在往東邊走的船上的、不停往西邊跑的人一樣。”

  　 今天的土耳其，輕易可見農(nóng)村與城市共處一地。體現(xiàn)在文學上的一個變化是：以前土耳其有專門寫農(nóng)村或城市主題的作家，李凡納利則是帶頭打破這種模式、寫農(nóng)村也寫城市的先鋒。

  　 《伊斯坦布爾的幸福》的英文書名就叫《幸?！?。李凡納利補充說，其實這書也可以叫《尋找幸福》，因為書里三個人：瑪麗、西瑪爾和教授，都需要去尋找幸福。

  　 很多讀者和媒體讀過小說以后，第一感覺就是“教授”即李凡納利本人。但作家說，書里的“教授”原本應是個勤懇治學的學者，卻選擇放棄了原來的生活，投奔自己不愛的有錢女人，接受一個更物質(zhì)但空虛的世界。對李凡納利而言，幸福沒有概念，完全是一種精神狀態(tài)，他認為最大的幸福就是找到真愛。

  　 要在書中找一個最接近自己的人，李凡納利說，他就是那個備受欺凌的小女孩兒“瑪麗”。“‘瑪麗’一開始作為受偏見的群體出現(xiàn)：先被家人強暴，又要被家人殺害。她雖然在故事剛開始時是最柔弱的角色，但最終她出門去尋找自己的幸福，慢慢地，她的內(nèi)心強大了起來，甚至超越了另外兩個男孩的力量。”小說雖然缺少一個“結(jié)局”，但“瑪麗”無疑是三個人里最接近幸福的。這部小說在2007年被拍成電影之后，還上了土耳其的電視，很多人就是通過電視知道了這部書，不少女孩子因為這本書而改變了觀念。

       談社會 女性地位代表社會發(fā)展水平

  　 動筆寫這部小說以前，李凡納利一直在一份土耳其的官方報紙上寫專欄。天天目睹現(xiàn)實中的不公和無奈，他漸漸就希望要把這些問題，通過小說體現(xiàn)出來。而選擇讓三個原本沒有任何交點也毫不相似的人，最終相遇到了一起，李凡納利表示，“混搭”是自己喜歡的寫作方式：他就是要讓在現(xiàn)實中很難相聚在一起的人，不同社會階層的人，碰撞在一起。 

 　 書里寫到了土耳其部分地區(qū)的男性，以維護家族榮譽為名，對女性進行殘害的“榮譽謀殺”事件。但書里并沒有讓任何一項“榮譽謀殺”得逞，李凡納利說，因為他不想在自己的書里殺死任何一個人。

      李凡納利告知，在今天土耳其以男性為主導的東南部農(nóng)村地區(qū)，這種“榮譽謀殺”行為依然存在。“他們讓女孩子保持清白，于是要把她們的身子和頭部包裹起來，他們也視之為維護男人尊嚴的方法。”李凡納利認為這是“世上最大的罪行”。而在《伊斯坦布爾的幸?！分?，“教授”說過這么一句：正是土耳其普遍施行割禮，“造成男性對女性又崇拜又歧視”?！　±罘布{利認為，隨著教育的發(fā)展、社會階層的變化，女性的地位會提高。《伊斯坦布爾的幸?！纷詈罅舫隽艘粋€開放的結(jié)局，李凡納利表示，假如寫一本續(xù)集，有一點是肯定的：書里最成功的還是女孩瑪麗。因為他想表達：在土耳其和世界上很多地方，女性的地位都在逐步提高。 

曾任聯(lián)合國科教文組織親善大使的李凡納利，在翻看各國資料時接觸到不少指向女性的各種暴力，他認為：“看一個地方的社會發(fā)展水平高低，只要看這個地方的女性地位如何就行了。” 

    談足球 

  　 不喜歡看世界杯 

  　 談到最近火熱的世界杯，李凡納利說他不喜歡看球，這跟一般土耳其男人是不一樣的，98%的土耳其男人在家看足球，他們的老婆會很無聊，但在他們家沒有這個情況。還有一個原因也許更直接：他覺得看球的人太容易激動了，容易激起民族情緒，人們?yōu)榇私M成一個個團體，甚至可能會因為比賽而導致謀殺。

  　 這個想法大概和作家的政治經(jīng)歷有關(guān)。李凡納利曾在2002年被推舉為土耳其國會議員，但他不喜歡別人叫他政治家，也沒把那看成是文學介入社會事務的勝利。他說那是“被民眾推上去”的，當時的老百姓希望他能給政界帶來不一樣的東西。可是在當國會議員期間，李凡納利發(fā)現(xiàn)“所有搞政治的人更關(guān)心自己而不是群眾 ”，他的人生觀因而受到了震蕩，并因此在2007年放棄了政治生涯。“一種名字，前面帶著頭銜，但拿掉了頭銜就什么都不是了。不帶頭銜的名字更重要，因為有持續(xù)性。”

  　 李凡納利認為，文學和音樂的力量遠遠超過政治，這在全世界都一樣。“在流淌的河里，逐漸形成了人類。文學藝術(shù)日積月累，就逐漸對政治產(chǎn)生影響。因為無論是哪一種語言，上帝都需要一個角落，去寫下它的名字”。

  　 有人給他寫過傳記，起名為《最后的詩人》。李凡納利問過傳記作者為什么起這個書名，作者的回答是，在李凡納利成長和生活的時代，人們?nèi)ミx擇一本書來讀，理由還是因為朋友讀過覺得好而推薦，從而一傳十、十傳百。但到了后來，聽音樂、讀書都由媒體來說了算。

  　 李凡納利還想起有一回，他和相識了20多年的帕慕克通電話時，帕慕克調(diào)侃自己“原來是個很好的作家，現(xiàn)在只是個擅長回復電郵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