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承志：我被選擇做一個“信仰的中國人”

        著名作家張承志于1948年秋出生于一個回民家族， 在以《黑駿馬》、《北方的河》等小說力作蜚聲文壇之后，一邊創(chuàng)作小說，一邊致力于中亞新疆、甘寧青“伊斯蘭黃土高原”的歷史考察、研究。曾先后畢業(yè)于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獲歷史學碩士學位。并幾度赴日本講學、做學術研究，是當代文壇上少有的“學者型作家”之一。

        1991年，張承志出版了小說《心靈史》，這部作品描述的是中國回民中最具殉教傳統(tǒng)的一支——哲合忍耶派7代人前仆后繼用生命捍衛(wèi)宗教的歷史，堪稱一部哲合忍耶的民族史詩。此書出版后，在海內(nèi)外產(chǎn)生強烈震動，有人奉張承志為“精神圣徒”，也有人稱之為“宣教者”。近年來，張承志不斷發(fā)表激昂文字，抨擊大陸文壇墮落，批評知識界中存在著嚴重的“媚西”傾向，更引起各界激烈反響。

        日前，張承志在北京自己寓所中接受了筆者專訪，就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命運及其選擇發(fā)表了獨到看法，并對幾年來《心靈史》引發(fā)的一些敏感性議論，做出正面回答。

        以下是專訪內(nèi)容摘要：

        問：你近一段時期內(nèi)發(fā)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如《撕了你的簽證回家》、《日本留言》、《無援的思想》等。你在這些文章中提出，中國知識界中存在著一種“全盤媚西”的傾向，并對此進行嚴厲批評。你的觀點在知識界引起強烈反響，有人由衷共鳴，但也有學者提出反駁，認為向西方學習絕不意味著文化姿態(tài)上“媚西”。相反，只有正視現(xiàn)實，繼承“五?四”傳統(tǒng)，以健康的心態(tài)向西方學習，才能真正擺脫中國當前落后、恥辱的現(xiàn)狀。反之，則易重新陷入閉關鎖國、夜郎自大的心態(tài)中。你對這種說法怎么看？
?
        答：在談論這個問題前，我首先要說明的是，“五?四”先驅(qū)在70年前提出從西方引進“德先生”、“賽先生”，這到今天也是我們追求的理想，在這個問題上不存在任何懷疑。但是，這里有一個概念需要分清：向西方學習先進的民主、科學思想，與全部接受西方的價值觀念，包括從文化源流上都認為西方文明高于中國文明，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而后一種傾向目前在中國十分嚴重。

        近年來，國際上形成了一種新體制，應稱為“盎格魯——撒克遜”體制，即“以英美的原則為原則”的世界體制。我在日本生活4年，也到過美國、加拿大、德國等國家，深深體會到，西方已把文化擴張作為一種不加掩飾的國策。在這種背景下，我們向西方學習其民主、科學進步思想的同時，難道也要肯定一個“盎格魯——撒克遜”式的新體制嗎？這個體制是以你的貧窮、它的富饒為原則。當它的富饒受到威脅時，它是什么人道主義也不講的。最近，美國對古巴難民的做法就是一例。并且，從歷史上講，還有一個殖民主義的問題，難道我們在向西方學習的同時也要肯定它的殖民侵略以及那些滲透著殖民主義的文化價值觀嗎？

        從全世界知識分子的狀況來考察，對這種歧視窮國、壓制窮國、以窮國的窮保障富國的富的“盎格魯——撒克遜”體制的認識，在許多國家已是常識。西方知識界早就提出了“文化帝國主義”的理論，在拉美和伊斯蘭世界，這個問題也已討論多年。如果“第三世界”可以分作幾大部分，拉美和伊斯蘭世界的知識分子都沒有中國知識分子那么徹底地“媚西”?？梢哉f，在如此明顯的國際背景和文化現(xiàn)實面前，“媚西”成為一個國家知識分子文化姿態(tài)主流的，全世界只有中國一家，這簡直令人不可容忍。

        不過盡管他們目前居于主流，但我堅信他們一定會被中國正義的知識分子擊敗，這不僅指我一個人，我發(fā)覺這樣的人正逐漸多起來，尤其是那些有生命力的年輕人。

        但我現(xiàn)在希望能讓那些“媚西”的知識分子在“死”之前明白，他們的學術生涯是沒有意義的。他們可能是知識分子，但他們一輩子都沒有獲得過真知灼見。他們的學術從來沒有和沾著泥巴的人道主義結(jié)合過，只是一味地尾隨西方。
?
        問：為什么“媚西”會成為中國知識分子文化姿態(tài)的主流傾向呢？
        答：除了歷史、文化的原因，我認為必須同時提出一種分析，也就是對中國知識分子特殊境遇的切身理解。

        中國知識界普遍出現(xiàn)這種“媚西”傾向，實際上與長期以來“左傾”的恐怖歷史有直接關系。知識分子還心有余悸，生怕再現(xiàn)那段不人道的、文化專制的歷史。因為記憶太恐怖，所以在現(xiàn)實中就片面地強調(diào)向西方學習。不能否認這種心有余悸是真實的，這里可能有他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有他父母妻兒的遭遇。但是，我希望這樣的知識分子有更廣闊的思考，因為，我們應該認識到，這正是我們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我們的命運中肩負著一柄雙刃的寶劍：一方面，如果你忘記過去，昨天高唱某種理想的人可能再用專制的思想來壓制你；另一方面如果你矯枉過正，又可能招來一個帝國主義的陰魂。我在寫那些文章時，知道別人會把我說成一個“文化大革命”中的“極左派”，其實，正是在“文革”時我反對過“極左”。正是我們知道“文革”時的殘酷，才渴望鏟除那罪惡的土壤。哪怕背負誤解和咒罵，思想仍然必須講出它要講出的話。我認為這就是在中國真正的知識分子所要面臨的悲劇性命運，魯迅先生就是一個例子。他被多少知識分子嘲笑？他也和知識分子整體翻了臉，但他堅持自己的道路，他主張向西方學習，同時也反對帝國主義。我呼吁中國的知識分子在雙刃劍的命運面前，做出正義的選擇。不要因過去確實曾有過的一部分個人遭遇，而喪失分析今天和今后形勢的能力。

        問：有人認為，你的觀點與新近興起的“國學熱”——有人也稱之為“后國學”，有暗合之處。對這種說法你作何感想？
        答：我憎惡這種說法。

        “五?四”先驅(qū)在倡導從西方請進“德先生”、“賽先生”的同時，也提出“打倒孔家店”。對于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我們更應持冷靜的分析態(tài)度，將其中的優(yōu)秀部分和儒學中體制的、偽善的、壓制人民、不人道的成分分開，對后者進行更尖銳的批評。

         從“文革”中鬧劇般的“批林批孔”，到今天對封建思想傳統(tǒng)的全面謳歌，這兩者都是極其危險的。

         最近興起的所謂“國學熱”，同樣是對“五?四”傳統(tǒng)的背叛?！皣鴮W”本身就 一個極腐朽的詞，令人想起穿著西服的年輕人，再罩上一層舊馬褂。這些人在對西方文化的態(tài)度上也一定是崇洋媚外的，與那些“媚西”的知識分子有本質(zhì)上的相通。
?
         問：近年來，文學界受到商品經(jīng)濟大潮的猛烈沖擊，許多作家的創(chuàng)作中都出現(xiàn)了“商品化傾向”。你被認為是迄今為止未介入任何商業(yè)性創(chuàng)作的少數(shù)作家之一。請談談你這種獨立不群的藝術選擇。
         答：我認為中國的作家以前有兩種，可以簡單地稱之為“政治的”和“藝術的”。現(xiàn)在又出現(xiàn)新的一種，姑且可以稱之為“盈利的”。作為個人選擇，沒有必要評判誰高誰低。但對我個人而言，我只講藝術。

         我認為藝術的作家只憑大地賦與我們的感覺來說話，這種感覺從生活的母體中來。中國的母體足夠大，只要我們能準確地觸摸到她的脈搏，而且感覺到其中的意義，創(chuàng)作的道路就可以永遠走下去。

         文學的使命不是政治，也不是經(jīng)濟，而是為大多數(shù)人，特別是為那些沒有發(fā)言權的絕大多數(shù)窮人說話。如果真像國外某些經(jīng)濟學家分析的那樣，在下一個世紀全世界大約每年都要有1億人死于爆發(fā)的饑餓災難的話，貧富將是未來世界對立的主題。在這種的情形下，要不要站到那些沾滿了泥巴和眼淚的窮人中去，應不應把自己的文學變成他們的呼聲，這對我是一個十分簡單的問題，也許很多人會感到不可思議。中國知識分子曾提出過很多膚淺的人道主義，我覺得在今天，人道主義的概念才逐漸清晰起來。我相信這一部分作家也會選擇與我同樣的道路。這樣寫出的文章一定有人想看，寫這樣文章的人也一定同樣是有飯吃的。

         盡管當前中國拜金主義橫行，但我感到追求純粹文學的趨勢不是愈來愈弱，而是愈來愈強。一部分非常優(yōu)秀的作家在藝術道路上的選擇是極堅定的。
?
         問：你的《心靈史》在海內(nèi)外引起強烈震動，圍繞這部書有種種議論和猜疑。在其他一些地方，你曾談到，現(xiàn)在有些人對你誤解很深。你是否愿意在此針對某些問題作進一步闡述？
         答：關于《心靈史》我確實有許多重要的話要說。

         首先，我要聲明的是，我在日本出版了2本關于伊斯蘭教的書，在中國出版了《心靈史》，此外，還有不少文章都論及伊斯蘭問題。在所有這些文字中，我都強調(diào)一個概念，即中國的穆斯林是被中國文化養(yǎng)大的兒子。是“信仰的中國人”。他是中國母親一個最貧窮的、周身襤褸的兒子，但我們今天必須意識到，他們?yōu)槟赣H貢獻了一股新鮮的血液，這種血液同母血是一致的，這就是信仰。遺憾的是，這個我一再強調(diào)的概念，被許多人忽視了。

         我寫《心靈史》的目標不是為了宣教，更不是讓大家都信仰伊斯蘭教，而是希望在中國贊美信仰的精神。我認為，中國回民以伊斯蘭教的儀禮形式幾乎堅守了中國文化中所有優(yōu)秀的范疇，如“知恥”、“禁忌”、“信義”、“忠誠”、“孝”，這些文化精粹是全世界公認的人類文明的財富。他們對這些范疇重視的程度，說句一點也不夸張的話，遠遠超過了中國一般的漢族同胞。因為他們是用儀禮來堅守的，所以，他們同時也是在堅守一種文化傳統(tǒng)。

         我是一個回民，《心靈史》描寫的是我的母族。但是，這里絲毫沒有狹隘，我厭惡狹隘。我之所以選擇這樣一個擁有殉教史的派別，是因為，如果不如此，我就無法更清楚地寫出一個信仰的集團；不選擇一個在信仰上如此徹底的回族團體，我就無法寫出在中國未來文化前進中也許會愈加重要起來的、各種各樣的邊疆文明和深植于其中的信仰精神。簡言之，不做這樣的選擇，我就無法寫出我熱愛的概念——“信仰的中國人”，這樣的人在中國是否會逐漸多起來壯大起來，是關系到中國文化前途絕對重要的因素。我絕不相信中國人沒有信仰，中國會有前途。

         這些意思我在《心靈史》中多次表達過。在前言中，我曾這樣寫道：“我借大西北一抹黃色，我靠著大西北一塊黃土。我講述著一種回族的和異族的故事。但是，人們，我更關心你們，我渴望你們一塊尋找人道?！边@里的“你們”主要指的就是廣大的漢族同胞。我覺得我用《心靈史》做出的一件事是，僅僅因為我的呼喊，中國回答了一種質(zhì)問。中國可以向世界說：我們也有信仰。也許，很多人會認為我的話很狂妄。

         中國歷史上一直不斷出現(xiàn)歧視少數(shù)民族，特別是歧視回族的現(xiàn)象。這里有一個非常簡單的原因，就是這些人不信仰或假信仰。一個真正有信仰的人，不管他信仰的是什么，基督教、佛教，還是共產(chǎn)主義，尤其一個真正信仰共產(chǎn)主義的人，是絕不會歧視中國的少數(shù)民族的，他既然鐵一樣地堅守自己的信仰，也會對鐵一樣地堅守另一種信仰的人有特殊的理解；在堅持自己的信仰內(nèi)容之外，也體味他人信仰的心情。

         我的這條道路是讓自己的作品和底層民眾結(jié)合起來，這令人介入了一種危險：你既然想為一個底層社會代言，那么這個底層社會所出現(xiàn)的一切問題，都將直接關系到別人對你作品的評價。對《心靈史》的議論現(xiàn)在才剛剛開始，將來隨著它描寫主體，即中國穆斯林各種命運變化——包括宗教世界的世俗化現(xiàn)象，人們對《心靈史》還會有種新的議論，也會有新的理解。我只能不斷接受考驗和審視。我堅信，我在寫作之前已考慮到了多種未來的可能，盡可能地做了伏筆。也許未來真正想評價這本書的人，會對這些現(xiàn)在看來似乎有些晦澀的部分有更深的體會。當然，我寫得不對的地方，也活該受到批評。

         《心靈史》是否能禁得起未來很長一段時間的考驗，是否是一部在歷史中站得住的作品，我現(xiàn)在不知道。但我覺得一個作家能夠把他的作品推向一種永遠被檢驗、討論的命運，和它描寫的人民一道接受歷史的審視，總比高高在上、欺世盜名的作家更需要勇氣。

         在西北，回族人民對這本書喜愛珍視，認為這是他們自己的書。作為一個作家能得到一批民眾如此愛護，此生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