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伊斯蘭教沒有傳人中國，就不可能產(chǎn)生并形成回族。從某種意義上講，伊斯蘭教中國的過程就是回族形成的過程...
　　回族人口在我國56個民族中居第四位。從回族的歷史上看，她是形成于中國大地上的一個歷史悠久的新型民族共同體，是由來自海內(nèi)外信仰伊斯蘭教的各族人、在長期的歷史發(fā)展中，吸收和融合了多種民族成分而逐漸形成的。在形成和發(fā)展中，與其他民族不同，不是通過某個氏族、部落融合發(fā)展而成的，不具備一般民族形成種族的單一性?；刈宓淖逶丛诜N族、民族成份的構(gòu)成上是中外土著和非土著的多元結(jié)合，而且種族來源的出現(xiàn)在時間上也有先后，這就構(gòu)成了不同地區(qū)的回族在形成時間上并不完全一致，一般認為大致形成于元代，但也有的認為形成于元代之后，實際上，在元代之前就已有了記載有關(guān)回族情況的大量史料。在回族的形成和發(fā)展中，伊斯蘭教起了十分重要的紐帶和決定作用。完全可以肯定，如果伊斯蘭教沒有傳人中國，就不可能產(chǎn)生并形成回族。

　　（一）唐宋時期的穆斯林“蕃客”和元代之前的早期回族。

　　回族族源，最早可追溯到唐宋時期僑居中國的穆斯林“蕃客”。唐宋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高度發(fā)展和對外開放的重要時期之一。那時，西亞的阿拉伯人以伊斯蘭教為旗幟，曾建立了西瀕大西洋、東至中國西部邊陲的“大食國”。中、阿兩國一東一西，橫貫東、西的陸上“絲綢之路”和南中國海至波斯灣的海上“香料之路”，使兩國在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等方面保持著頻繁的往來。據(jù)唐代《西域傳》等史籍記載，唐高宗永徽二年大食國第三任哈里發(fā)奧斯曼（644一656年在位）首次遣使來華，中、阿兩國正式締交后，大食使節(jié)和“貢使”來中國不斷，有時一年一次，有時一年兩次。見于我國史書記載，僅唐代大食使臣來華次數(shù)就達37次之多。不被記載的民間商貿(mào)活動估計更為頻繁。

　　654年（唐永徽五年），波斯王子卑路斯曾多次遣使者來中國，中國與波斯的關(guān)系與阿拉伯相比更為密切，其原因從地理上講，波斯的位置更接近于中國。今天回族經(jīng)堂語中許多詞匯都是波斯語，這也證明了當時和之后的相當長的歷史進程中，在中國的波斯人并不比在中國的阿拉伯人少，只是后來統(tǒng)稱他們?yōu)榇笫橙嘶虬⒗肆T了。

　　八世紀初，阿拉伯帝國勢力東伸，在蔥嶺以西與唐朝疆域相接。在阿拉伯帝國征服了中亞各國滅掉波斯之后，波斯人、九姓胡人逐漸也皈信了伊斯蘭教。其中九姓胡人也稱“昭武九姓”，他們屬于中亞錫爾、阿姆河流域間的9個小王國。所以說，在八九世紀來華的波斯人、九姓胡人、中亞其他地區(qū)的人們，多數(shù)都是穆斯林。當時，阿拉伯、波斯等地的各族穆斯林商人、傳教士主要是通過海上香料之路或陸上絲綢之路來到中國的。據(jù)《唐大和尚東征傳》載，天寶年間，廣州“江中有婆羅門、波斯、昆侖來船，不知其數(shù)。并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其船深六七丈。”他們來華后，有的集中在中國東南沿海的廣州、泉州、揚州、杭州，有的集中在內(nèi)地的長安、開封等地，從事香料、象牙、珠寶、藥材和犀角等類物品的販賣，并帶回中國的絲綢、茶葉、瓷器和其他商品。八九世紀時，阿拉伯、波斯商人的珍寶是出名的，當時書中所描寫的阿拉伯波斯商人，都是藏有珠寶的富商，他們的一顆珠子就可以賣很多錢。10世紀中葉以后，阿拉伯商人的犀角象牙，尤其是香藥很出名，大的象牙可以重到100多斤，犀角可以重到10多斤，香料中的乳香是宋政府特別統(tǒng)購的專賣品。阿拉伯人香藥品的輸人，無疑擴大了當時中國藥物學的內(nèi)容。而賣香料、賣藥、賣珠寶，直至千年后，還是回族的傳統(tǒng)行業(yè)。

　　由于當時的阿拉伯、波斯商人以經(jīng)商為主，中國人稱他們?yōu)?ldquo;蕃客”、“蕃商”和“胡商”等。這些來華通商貿(mào)易者，一般多在冬季回國，但由于商業(yè)往來頻繁，有利可圖，加上唐、宋政府鼓勵商業(yè)貿(mào)易，因而有不少人便留居中國不歸，稱之為“住唐”，這是當時中國和阿拉伯、波斯等國友好往來的顯著特點，也是早期阿拉伯、波斯等商人遷居中國的原因所在。還有許多來自中亞各國的“諸胡”，也曾留居在長安、洛陽等地。比如唐時沿絲綢之路經(jīng)商來到長安的九姓胡人，多久居不歸，并各以其國名康、安、曹、石、米、何、史等為姓，世代繁衍，與阿拉伯人、波斯人一樣、也就成為了回族早期的先民。

　　在八世紀的阿拉伯旅行家馬爾瓦則的《論中國突厥人與印度》一書中還記載了什葉派穆斯林大批進人中國的最早史實。大約在七世紀八十年代，阿拉伯帝國內(nèi)曾爆發(fā)了反抗伍麥葉王朝的武裝斗爭，反抗主力是什葉派穆斯林，在這次反抗斗爭失敗后，有一批什葉派穆斯林因逃避伍麥葉王朝的逼迫逐漸由西向東遷徙，來到中國北方，學會了當?shù)卣Z言，作了中外貿(mào)易的“牙客”。而今天的回族中，做牛。羊、馬、干果、古玩等行業(yè)“牙客”的人仍有很多，特別是在北方一帶，同時，中國穆斯林雖基本屬于遜尼派，但在宗教細節(jié)的某些方面和日常生活中卻有不少什葉派的殘存印記，反映了當時遷到中國北方的什葉派穆斯林也是回族早期的先民之一。

　　安史之亂期間，唐朝曾借過阿拉伯帝國的兵士幫助平叛。據(jù)史書記載：“肅宗至德二年九月……，元帥廣平王領(lǐng)朔方、安西、回紇、大食之兵十五萬，將收西京……中軍兵馬使仆固懷恩領(lǐng)回紇及南蠻、大食等軍，從城南過產(chǎn)水東下營。十月壬戍，收復東京（洛陽）。”敘利亞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卡米勒爾·雅德博士的《中國與阿拉伯之間的歷史關(guān)系》一文中也說，安史之亂時，唐朝皇帝曾向哈里發(fā)請授，哈里發(fā)“派遣了一支由阿拉伯人、突厥人和維吾爾人組成的軍隊，在突厥人業(yè)阿福爾的率領(lǐng)下前往中國，幫助中國軍隊平定了叛亂，恢復了中國皇帝的王位，中國皇帝向支援他的穆斯林官兵提出，如果他們愿意，他們可以留住京城，允許他們同中國女子結(jié)婚，并在762年敕建清真寺一座。”在今天西安回族中仍有與之相吻合的民間傳說，有“回回巴巴”（爺爺），漢民娜娜（奶奶）”的說法，也反映了早期的回漢通婚。這些安居長安沙苑等地的平定安史之亂的官兵有些也成為回族早期的先民之一。

　　唐時，僑居或在中國安家落戶的阿拉伯人。波斯人，據(jù)《通鑒》貞元三年條記載，玄宗天寶年間（742—756年）以來，“留長安久居者或四十年”，“安居不欲歸”，“有田宅者，凡得四千人”。長安城內(nèi)有專門為這些蕃商設(shè)立的“西市”，街上有他們開辦的珠寶店，藥鋪等，被稱為“波斯店”。唐代僧人鑒真還見到天寶年間居住在海南島上波斯人的村寨，“南北三日行，東西五日行，村村相次。”《舊唐書》載，760年，楊州發(fā)生了兵變，阿拉伯波斯商人遇害的有好幾千人。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第三冊第415頁記載，879年，“黃巢率兵攻破廣州，東回教徒、猶太人、基督教徒、襖教徒，為數(shù)近十二萬以至二十萬人。”由此可見，中國與阿拉伯、波斯等國的交往十分頻繁，留居中國的穆斯林人數(shù)并不少。

　　宋時，由于政府實行鼓勵通商的政策，通商貿(mào)易的規(guī)模在唐代基礎(chǔ)上又有了發(fā)展，在華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及其他穆斯林更為增多。據(jù)我國史書記載，僅當時住在廣州、泉州、揚州、明州、杭州等地的“胡客”就達數(shù)十萬人，所以南宋周密在他的《癸辛雜識》續(xù)集中就有“今回回皆以中原為家，江南尤多”的記載。986年，占城（今越南南方）的蒲羅遏率其族百口，遷至海南島居住，988年，占城回回忽宣率族人301人遷至廣州。甚至還有130歲高齡的阿拉伯人無西忽盧華因“遠慕皇化”而定居廣州。為此，中國政府為照顧他們的生活習慣，將他們的留居地稱為“蕃坊”，允許與漢人通婚和攜家眷來往。并設(shè)有“蕃長”，負責管理“蕃坊”居民的日常事務(wù)，主持宗教活動。”這一時期，還出現(xiàn)了不少“富盛甲一時”的巨商豪賈，反映了他們當時已有相當?shù)纳鐣?jīng)濟地位。另外，在宗教信仰上，早在唐時，來華的穆斯林就可自由地進行他們的宗教活動。八九世紀時的長安，極有可能就有禮拜寺，廣州揚州也很有可能有。唐代來華的阿拉伯商人蘇來曼在其游記中，對廣州“蕃坊”穆斯林的生活這樣記載：“其處有回族牧師（即教長）一人，教堂一所，……各地回教商賈既多聚廣府，中國皇帝因任命回教判官（即蕃長）一人，依回教風俗，治理回民。判官每星期必有數(shù)日與回民共同祈禱，朗讀先圣戒訓……判官為人正直，聽訟公平，一切皆依《可蘭經(jīng)》，圣訓及回教習慣行事。”（張星《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2冊，中華書局1977年版）

　　這些來自中亞、阿拉伯、波斯、突厥等國家和地區(qū)，以及南海、占城等地的穆斯林，源源不斷地來中國置產(chǎn)寓居或定居，與當?shù)貪h族和其他不同種族的人民和睦相處，婚親交往，繁衍后代，成為了今天回族的一部分。如961年，小亞細亞人、禾文學家馬依澤應(yīng)邀來宋，參與修新歷《應(yīng)天歷入任司天監(jiān)，后代今天已繁衍至40代，遍及全國及世界各地，歷史上不乏回族名人。除了經(jīng)商、學習漢文化以外，有的穆斯林甚至還在內(nèi)地作官，著書立傳。783年，波斯人后裔駱元光率部平定叛亂有功，被封為武康郡王，后被皇帝賜姓為李，更名元諒，官至隴局節(jié)度使J48年，阿拉伯人后裔李彥升考取了進士，曾轟動一時。唐末五代的詩人李玉旬是久居四川的波斯人后裔，人稱“李波斯”，全家以販賣“蕃藥”為業(yè)，李勁還著有《海藥本草》人南宋末阿拉伯人的后裔蒲壽庚曾在泉州任提舉市舶使達30年之久，后在元初兼任福建“安撫沿海都置使”，其兄蒲壽教著有《小心泉學詩稿》傳世，成為中國式文人。宋代大畫家米芾，先世為西域人，獨創(chuàng)“米家山水”畫技，書法蒼勁有力，影響深遠。

　　由于這些長期定居在中國的穆斯林后代在自己的蕃坊內(nèi)建立起了禮拜寺，并擁有了自己的公共墓地。南宋方信孺的《南海百詠》中記載了廣州的穆斯林后人：“蕃人家，在城西十里，累累數(shù)千，皆南首西向、現(xiàn)在東南沿海尚有的一些清真寺遺跡和廣州郊外的“回回冢”以及泉州出土的阿拉伯文石刻，就是遺留下來的歷史見證。也許是這些穆斯林后代居中國太久，對自己原有民族的語言和文化有淡化趨勢，北宋大觀、政和年間（1107—1117），廣州、泉州設(shè)蕃學，以對“蕾客”、“胡商”子弟進行文化教育，教授阿拉伯語及文化知識，類似今天回族各地辦的阿語學校。所以說，這些出現(xiàn)在廣州、長安、泉州、揚州、杭州等地的大量的“土生蕃客”或“四世蕃客”、“五世蕃客”，實際上已具備了今天回族的大致特征，是回族的最早雛形，或者說本身就是早期的回族。但在當時中國人傳統(tǒng)的觀念中，他們?nèi)允情L期居住在中國的外國人的后裔，而出生在中國的穆斯林后代，大多數(shù)由于本身就具有漢族血統(tǒng)，所以往往把中國作為自己的國家，而把阿拉伯、波斯、中亞各國等地僅僅作為自己的故國用自己祖先的國家，這就如同今天定居在中亞獨聯(lián)體的陜甘回族（東干族）人一樣，盡管目前傳至四、五代，血緣也絕大多數(shù)是中原回族血統(tǒng)，但他們?nèi)哉J為中國是故國，是老家，是老舅家，而自己現(xiàn)在所在的國家卻是自己的祖國。這種狀況在東南亞的華裔中更為普遍。因為在這些華裔中許多人已不會講中國話了，所以在他們的觀念中，根在中國，但自己的國家卻在東南亞，有的甚至自稱是馬來人或印尼人，只不過這種馬來人或印尼人有中國血統(tǒng)罷了。所以說，從這些古今中外的大量史實中我們可以這樣初步認為，那些唐宋以來長期定居中國，在中國娶妻生子，一代代繁衍的穆斯林后代，必然通用當時的漢語，已具備了回族的基本特征，是今天回族的雛形或者說是早期的回族。

　　盡管回族主體的形成是到了元代才開始的，到了元代之后才有大量的被稱為回回人的中亞各族穆斯林的東遷，但從共同的居住區(qū)域門“蕃坊”人共同的語言（通用漢語并夾雜有阿拉伯語或波斯語等詞匯入共同的心理素質(zhì)（屬穆斯林）和共同的經(jīng)濟生活（大多數(shù)經(jīng)商）來看，唐宋時期與漢族和其他民族互通婚姻的“五世土生蕃客”們，或者說兩往后出生的六世、七世、八世蕃客后裔，雖不能與今天的回族完全相一致，但按早期回族來理解也是比較準確的。因為在元代之前，這些早期回族的人數(shù)已具備相當規(guī)模。在宋元之交的詞家周密的《齊東野語》中記載著1236年（南宋理宗瑞平三年）蒙古軍進攻襄陽時，宋襄陽的宋軍中有回回兵。周密的《癸辛雜識》續(xù)集下《盜馬踏淺》條，記載著1274年（南宋度宗咸淳十年）蒙古軍渡江南時，宋軍中的回回兵，常從江水淺處潛渡至江北盜蒙古軍馬，有時所盜馬多至三、四百匹。從所盜馬數(shù)可知此兵不在少數(shù)。另據(jù)宋無名氏《昭忠錄》記載：“1235年（南來理宗瑞平二年），蒙古太子闊瑞率兵五十萬，由寶雞南面的大散關(guān)南攻。宋將曹友聞率兵在西州（今陜西勉縣）南大安（今寧強縣北人雞冠山、回回寨一帶拒戰(zhàn)。曹友聞是甘肅天水人，為宋初名將曹彬之后，先任天水軍教授。1234年蒙古軍滅金后，宋政府令曹友聞?wù)心贾伊x軍備防。曹所招的兵中有一部分是投降蒙婢的金將武仙、汪世顯部下的回回西夏十八族中不肯投降的官兵。蒙古軍滅西夏在1227年，在此之前的一個長的時期中，說明西夏境內(nèi)已形成了早期的回族。所以，《昭忠錄》中記載曹友聞所招募的忠義軍中有回回兵，且稱之為族，是有一定道理的。當時官都曾消滅蒙古軍10余萬，從中也可估計出回回兵不在少數(shù)，再加上已有回回寨的地名。說明回族確實已初步形成。另外，由于北宋時西夏本身占據(jù)著絲綢之路的大動脈河西走廊，所以中外商人中穆斯林很多。早在10世紀前半期，伊斯蘭教的呼羅珊王阿布·哈森·納沙爾（913—942年），曾企圖殺掉在撒馬爾罕的五百摩尼教徒，高昌回鶻王知道后，派人警告說：“在我國中伊斯蘭教三倍于在你國中的摩尼教徒J果你們殺死一個摩尼教徒，我將把國中的伊斯蘭教徒加以監(jiān)視，甚至殺了。”（見阿拉伯人奈丁《群書類述入馬蘇第《黃金草原》、福慮格爾《摩尼師及其著作》等書》事情發(fā)生在五代時期。說明緊連河西走廊的吐魯番等地，已分布有大量的穆斯林。元曲中有演宋、夏戰(zhàn)爭的《狄青復奪衣襖東》一劇，劇中就有河西回回兵。在西夏滅亡（1227年）不到半個世紀時，馬可波羅來到河西走廊，當時敦煌、張掖等地都居住著伊斯蘭教徒。所以有的學者認為，中原回族形成的時間不遲于十二世紀晚期，而長安等地回族的形成可能更早些。這種觀點不無道理。

　　在元代以前形成的早期回族的問題上，這里需要補充兩點。一是由于唐宋時期的早期回族和回族先民形成回族的條件和機遇沒有元代那樣的大環(huán)境優(yōu)越，所以當時許多穆斯林的后代，包括“五世蕃客”們漢化的現(xiàn)象比較嚴重，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事實卻是存在的，包括許多早期回族穆斯林的后代，甚至這些有阿拉伯、波斯血統(tǒng)的回族名人本身就有濃郁的漢文化氣息，由于當時這些后代與伊斯蘭文化聯(lián)系不多，所以受漢文化影響大，相當一部分的唐宋穆斯林后代（包括穆斯林名人的后代）融人了今天的漢族。還比如，在西安近郊的漢族中，康、安、曹、米、何等姓為數(shù)不少，古代就有人研究其得姓淵源的。如《通鑒》卷248武宗會昌六年條有“夏州節(jié)度使米暨”，注：“米姓出于西域康居，枝庶分為米國，復人中國，子孫遂以為姓。”又如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說：“西域米國胡人人中國者，因以為姓。”近代也有人對西安漢族中的康、曹、史、安等姓氏進行過研究，認為皆出于九姓胡。而從明清兩代在西安地區(qū)留存的有關(guān)回族伊斯蘭教的碑石看，立碑人多為安、石、米、何等姓。另一方面，西安回民中安、米、何姓較多，至今仍為大姓。而在西安近郊的一些地名中，有南、康村、史家灣、曹家廟、南J何村等，而米家崖、東、西曹里村在清末回民起義遷出前一直都是回族村可見早在唐宋時期，由于互通婚姻等原因，就形成了“回回中有漢人，漢人中有回回”的局面。二是按照阿拉伯、波斯中亞等地商人在中國長期發(fā)展的情況看，逐漸在中國形成一個新民族是完全可能的。但回族整體和主體的全面形成卻是由于蒙古貴族的西征，回國人的東遷，從而構(gòu)成回回民族今天的大體框架和結(jié)構(gòu)分布，所以說，今天回族的祖先不只是唐宋穆斯林商人的后裔，更多的則是蒙古西征軍強迫東移的大量的穆斯林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