迺賢（1309—？），字易之，號河朔外史，合魯（葛邏祿）部人。合魯部人東遷，散居各地，迺賢家族先居南陽（今屬河南）。后其兄塔海仲良入仕江浙，他隨之遷居四明（治今浙江寧波）。迺賢先世可能是黃金家族姻親。其兄師事本鄉(xiāng)儒者，中進士后任職宣慰，名重一時。迺賢則淡泊名利，退居四明山水之間，與名士詩文唱酬。為了擴大見聞，他于至正五年（1345）離浙北上，循運河達齊魯之地，再向西進入中原。十二月初二，他從郟城（令河南郟縣）、陽翟（今河南禹縣）北上，進入山西。次年至大都，在那里旅居五年左右。北上的前一年，黃河南北遭受巨災，次年又瘟疫肆虐，民死者過半。迺賢以當時親歷見聞寫成《新鄉(xiāng)媼》、《潁上老翁歌》等長詩，真實反映了當地“赤地千里黃塵飛”、“疫毒四起民流離”的慘狀，并透露出農民舉義旗，攻占州治，“踞坐堂上如熊羆，長官邀迎吏再拜”的史實。北行期間，他對沿途山川古跡、衣冠人物、斷碣殘碑以及宋金疆場之變更，均留意察訪，并結合圖經地志和耆老口碑詳加考訂，每有感觸，便作詩歌述志言懷。在大都期間，他廣結名流，對典章制度無不研習精到。至正十一年（1351），他經原路南下，返回吳越。反映中原十萬百姓被驅迫修河而再遭凌轢的《新堤謠》，即寫于歸途之中。

　　返浙后，常與友人泛舟鑒湖之上，以詩酒自娛。有人為通達權貴而不惜重金賄賂，每遇此事，他必婉言謝絕，曰：“賂不可黷，周之可受也。”與朋友賓客言談，多以典故為題，從不涉及官府之事。又樂于為朋友解燃眉之急，因而頗有聲望。江浙行省左司郎中劉仁本舉薦他主持東湖書院，意在使之獲祿而解貧。但他卻以全部學官所入修治廟宇，興建朱子祠堂，延請學行兼得者訓導鄉(xiāng)里弟子，本人亦登堂講肄不輟。至正二十二年（1362）三月七日，中書省上奏，推舉處士布達等四人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迺賢名列第三。次年循海道北上赴任。

　　至正二十四年，陷于滅頂之災的元王朝企圖求助神靈的護佑，派遣使者函香四出，代元順帝祭祀天下岳鎮(zhèn)海瀆，迺賢作為熟知祭祀禮儀的清望文臣，銜命南下浙閩。南鎮(zhèn)禮成，他取道福建再祀海瀆。南行期間，他仍未忘沿途觀風采俗的傳統。一首反映元末民瘼吏弊的《楓亭女》，可能寫成于此期間。

　　迺賢是位深受中原文化熏陶和影響的西域人士，作為世家子弟，他較嚴格地保持儒家操守，身處末世而仍不忘報效元廷。在優(yōu)游山水古跡的同時，目睹社會瘡痍和吏治的腐敗，因而多次察訪下情，希圖以詩諷諫，匡正時弊，在詩文中對百姓苦難的同情之心不時有所流露。他對邱處機勸阻成吉思汗殺生所起的作用甚為推崇，因而欽慕道家，迷戀于服食和外丹。傳世詩作一百八十余篇，吟頌道家者約占十分之一，這在元代文人中是僅見的。當時浙人韓與玉能書，王子充善古文，迺賢長詩詞，并列稱“江南三絕”。他博學能文，氣格軒翥，五言短篇，流麗而妥適，七言長句，寬暢而條達，近體五七言，精縝而華潤；又善以長篇述時事，故亦有“詩史”之稱。著述有《金臺集》、《河朔訪古記》。后人又編有《迺前岡詩集》三卷（明萬歷潘是仁刊宋元四十三家集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