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2年仲秋起，對來自全國20個省、市、自治區(qū)的回族家譜和宗考作品進行匯總整編，經(jīng)過五年多辛勤耕耘，這部獨具原汁原味原生態(tài)特色的中國少數(shù)民族古籍資料卷《回族譜序與宗源考略》終于定版告竣。在國家民委和遼寧省民委等民族古籍部門、中國回族學會和全國譜牒文化領域有識之士的熱情關注與支持下，本卷書稿得以付梓印行，謹此，敬獻有志于回族家譜學研究的專家學者與廣大讀者朋友。

“參天之木，必有其根；懷山之水，必有其源。”①1985年5月，筆者以民族宗教志編修員身份，在遼寧海城牛莊古鎮(zhèn)發(fā)掘出一部《鐵氏家譜》，遂與回族家譜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是為輯譜之肇始。1987年9月，遼寧省回族古籍整理出版規(guī)劃座談會在營口召開。會上學習了中央文件，明確了“搶救、整理”古籍工作對回族史學研究，增進宗族親睦團結(jié)與構(gòu)建和諧社會的時代意義及深遠的社會影響，把征集整理工作引上了正軌。以沈陽、鞍山、大連三市為主，成立由劉侗、楊耀恩、哈增華、馬文清等四名回族干部為成員的整理小組。經(jīng)過幾年的通力合作，1992年4月，《遼寧回族家譜選編》正式出版發(fā)行。1997年11月25日，遼寧省少數(shù)民族古籍工作會議進一步討論落實了是年7月30日國家民委辦公廳“關于印發(fā)《中國少數(shù)民族古籍總目提要》編寫綱要的通知”等文件精神。時任古籍辦主任的馬協(xié)弟，向筆者提出“把遼寧的回族家譜要繼續(xù)編下去”意向，還特為筆者開具省內(nèi)采訪介紹信。1998年5月26日，承蒙省古籍辦賞識，邀筆者參加了河北滄州•第6次全國回族古籍協(xié)作會議，2005年6月9日，又出席了山東青島•中國少數(shù)民族古籍總目提要•回族卷第二次編纂工作會議。省民委和古籍辦領導對我這民族工作者如此信任與厚愛，極大地激發(fā)了筆者的工作熱情，使我對黨的“搶救、整理”少數(shù)民族古籍工作的認識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中共中央“關于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指出的：“整理古籍，把祖國寶貴的文化遺產(chǎn)繼承下來是一項十分重要的、關系到子孫后代的工作。”黨的十七大報告：“加強對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護，重視文物和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保護，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胡錦濤總書記精辟論斷驗證了本著編輯方向幸與十七大精神接軌。這使我們體會到回族譜牒文化是中國少數(shù)民族古籍中重要的傳統(tǒng)文化載體，是少數(shù)民族文化中寶貴的精神財富，匯編回族古籍資料卷必須以“建設和諧文化，培育文明新風”、“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fā)展大繁榮”為指針，以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去承擔黨的民族工作所賦予的光榮歷史使命。

實踐證明，要想編成一部大型回族家譜作品，必須依靠中央文件領航，依靠各級民族古籍領導部門掌舵，依靠專家學者的“眾手捧柴”。具體編輯運作過程要謹遵古籍整理出版規(guī)劃，采取切實可行的邊征集、邊整理、邊學習、邊考證的原則，逐漸探究匯編途徑，搶救發(fā)掘散落于民間、瀕臨失傳的家族古序和新譜史料的搜集是一項長期的艱苦細致的工作。走出家門，深人社區(qū)街道，踏遍村屯農(nóng)舍，拜謁清真古寺，抄錄荒冢墓碑，猶如大漠淘金，滄海拾貝，面對盈案譜稿，望之頗為壯觀，憶之卻涌苦澀，頻嘆來之不易。

1993年初秋，遼寧鞍山回族穆斯林正在籌備清真大寺竣工慶典，一位老人說，立山李先生家有部“文臺李”《譜書》，筆者遂前往立山區(qū)太平工人村。主人李振忠先生熱情捧出《李氏譜書》并提供出修譜人地址。8月11日致函河北黃驊羊二莊李占崗朵斯提，28日李占崗復函推薦，該譜由孟村回族自治縣南留舍李守信和李留舍村李永彬等二公操辦。1994年4月中旬接到李永彬(1927—2000)老人用顫抖的手寫來的回信，得知老人在忙恢復教門的同時又接受筆者委托，走村串戶，幫助征集家譜。如此真摯族情，吾輩甚是嘆喟！1995年3月14日，《李氏譜書》、《王氏家譜》寄至鞍山，不久，《劉氏族譜》(第一卷)相繼到達。1996年11月12日，筆者出席了河南鄭州•第九次全國回族史研討會，在返程期間，由滄州民宗局辦公室主任吳丕清先生陪同，驅(qū)車來李留舍村探望和拜謝李永彬老人，并在宅院中為老夫婦留下了歷史瞬間。李老表示：“咱李氏這部家譜，放在我家用處不大，你就留著吧！王劉兩家譜用完可要還回。”①時隔三年后傳來信息，二老于2000年先后辭世歸真。一種無形的酸楚涌上心頭。這位質(zhì)樸老人為回族譜牒文化付出的余熱，可親可敬?。?/p>

第二件征集譜例是《鐵氏家譜》古序，傳至沈陽鐵氏“六藝堂”主持人鐵廣學家。筆者在赴沈交流發(fā)現(xiàn)了鐵氏“大”字輩學者線索。1995年9月4日，函致寧夏回族自治區(qū)人大教科文衛(wèi)委副主任張興(原名鐵大君，1929-2001)先生。五天后，鐵大君先生復函：“今接大札，甚喜。咱們雖素不相識，從您來信內(nèi)容看，是心意相通的，即舉意把鐵氏族源和先輩的世系，力爭搞清楚。雖然這方面的資料非常難尋，但只要多方面求教，實現(xiàn)夙愿不是沒有可能的。”鐵先生雖為地廳級領導，但民族感情深篤，待人寬厚親和，自然拉近了與我輩之間距離。他把離休后積累的鐵氏家譜考證資料，以及撰寫的論著“解讀沈陽《鐵氏家譜》隨筆”，連同古文修改稿一并寄回舍下。鐵先生襟懷坦蕩，傾囊相贈怎不叫人感動！2000年3月8日，鐵大君先生又幫助筆者完成了遼寧15篇伊斯蘭古碑銘文的審校。大約一年后，《回族研究》編輯部主任馬金寶先生來函告之，這位良師益友于2001年上半年突逝于深圳。悲慟呀!惋惜!“隨筆”卻成了絕筆。

學者張舜徽先生說：“人之相與，聚于一處，可藉語言以通其情感。如聚而忽別，或分居異地，必賴互通音問以抒其所欲言，則書信尚矣。”筆者孤身征集史料，條件有限，“必賴互通音問以抒其所欲言”。于是書信的功能在筆者手中發(fā)揮得淋漓盡致。近些年來，筆者不失時機地查詢來自各種渠道的信息，其復函率為60—70%。

從穆斯林刊物上尋覓家譜信息的蛛絲馬跡，又是一條便捷途徑。《濟南穆斯林》主編馬明先生等4位學者，在山海關首屆伊斯蘭文化研討會上與筆者相會，對拙作“試論家譜對回族學研究的歷史貢獻”十分重視，在第三期《濟南穆斯林》刊發(fā)。近年來，該編輯部組織大批家譜稿件，陸續(xù)刊出。從此，遼寧——山東，熱線開通，郵路暢達，泉城甘露滋潤著這片黑油油的熱土。馬明、丁文方、王樹理、楊松岳、趙潛、楊松福、馮文學、崔長智等長話經(jīng)常涌人案頭。一時間，方米譜牒園地，姹紫嫣紅。馬明主編還熱情表示：“你需要哪部家譜，我們就給你哪部！”又說：“我的文章你隨意改動。”這種契友間的心靈溝通合著朵斯提們的無私援助，使征集譜資工作又登上了一個新臺階。在本書急需幾姓宗譜序文之時，從《回族研究》等刊物發(fā)現(xiàn)了廣西桂林市伊協(xié)秘書長常啟明先生的地址，一封書簡發(fā)出不久，常氏等10部譜序隨函寄來，令人喜悅非常。南北大協(xié)作精神，夯實了這座回族古籍史廈建筑基礎。隨著一陣“熱瓦甫”悠揚音律奏響，《中國回族姓氏溯源》編著者魏德新先生從新疆寄來了兩姓譜書佳作和考證精品，長話中傳來他對書名的建議，這位回族學者的超前意識，清新思路和點晴之筆，使人豁然開朗。筆者采納了魏先生建議，拓寬了視野，充實了著作容積，確定了書名。

本書總體架構(gòu)，系以古今譜序等重要史料為主體，按姓氏對應編入宗考論著，為普及中華譜牒文化、深層次地理解古序內(nèi)涵，提供較為翔實的考史證據(jù)。實踐告訴我們遵循“整理古籍，為了讓更多的人看得懂，僅作標點、注釋、校勘、訓詁還不夠，要有今譯，爭取做到能讀報的人多數(shù)都能看懂”這條編輯思路是完全符合黨的群眾路線的基本精神、方向是正確的。

整理編輯古譜序文，給我們帶來的第一個技術難題是：大部分序文均無句讀，給閱讀古籍設置了障礙。如何能使這批古體序文在新的歷史時期為探索回族源流和為各姓氏續(xù)修家譜服務，并且在普及譜牒文化基礎知識方面，發(fā)揮其歷史為現(xiàn)實服務的功能呢?延請古漢語專家學者斷句標點、破譯注釋，為唯一途徑，還可為讀者特別是年輕讀者省去查閱工具書的麻煩。為此，特邀鞍山師范學院古漢語老教授傅俊民先生，遼寧科技大學回族教授王振鐸先生，鞍鋼焦耐設計院高級工程師甘健秋先生，鞍鋼附企高級工程師、歌詞作家韓永寶先生，政工師、古漢語愛好者田藝先生和遼寧省知名作家、鞍山《鋼都老年》雜志編審李大桂先生等十多位莫逆之交，有情助陣，對書稿分別進行標點與審閱。這里尤其要指出的是，鐵大君先生對《鐵氏家譜》中5段古序做了今譯，傅俊民教授對《懷寧馬氏宗譜》兩段古漢語的同時做了今譯，馬金寶先生對寧廈銀川(陜西咸陽)《馬氏宗譜》的標點斷句，河南倪勝章等多位先生對古序的標點斷句，山東馬明先生對山東《丁氏族譜》的考證注釋，為解讀序文、讀通原文作出了重要貢獻。

20世紀80年代初，國內(nèi)一批新版譜書像雨后春筍般地接連面世，這種嶄新的科研成果和極其活躍的考史勢頭，亦為我們征集工作注入了生機與活力。筆者對一些具有一定學術研究價值尚未成書的遼沈等地區(qū)部分城鄉(xiāng)家世史料，進行了反復篩選、及時編錄，填補了過去因人為毀失而造成的歷史缺憾。這既能起到發(fā)掘和搶救史料的作用，又能給口碑資料以公正地位方式，亦成為編輯此書的另一目標。筆者以為，丟掉世代傳承的口碑，拋棄年積月累的記憶，必然為史料發(fā)掘設置障礙，待到他日急需，再想發(fā)掘，恐怕人去宅空，為時晚矣。記得一位濟南學者說過，依靠口傳史料的歸納，有時甚致會出現(xiàn)些訛謬或誤導，然而一旦這些老人離去，就連這點訛誤線索也就不存在了，其野史稗文，雖不登大雅之堂，但從回族研究角度看，也能發(fā)揮一定作用。筆者強調(diào)“口碑”社會功能，更愿為“口碑”正名。幾年來，編輯實踐啟發(fā)了我們，族譜是一件涉及萬戶千家尋根問祖、續(xù)譜清宗和執(zhí)行統(tǒng)戰(zhàn)政策的大事，必須要以高度社責任感和對歷史負責精神，擔起回回民族賦予的編輯使命。我們要汲取史界諸家的科研成果，對發(fā)現(xiàn)的史疑及訛誤，要請教專家學者，采取聯(lián)袂協(xié)作的方式攻關，取得較理想的效果；對歷史難題，應以“待查”方式，留待日后探索考訂。

2005年5月20日，攜全部書稿紙樣至北京，呈正中國回族學會審閱把關，三個月后審訂取回。2006年2月20日，全部書稿送遼寧省古籍辦和遼寧民族出版社審查。6月28日接古籍辦通知，書稿送排版公司匯總合成。8月25日新版排定發(fā)出復印稿樣，回鞍審校。11月6日將修訂后的書版紙樣，送國家民委中國少數(shù)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審查備案。2007年7月3日，遵照省民委領導指示，作者自審的同時，再請鞍山師范學院中文系回族學者韓景連教授和鞍鋼黨校校長戴樹清先生終審定稿。此后，僅全卷系統(tǒng)校對就進行了5次之多，并將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tài)。2008年7月4日，遼寧省出版局正式批準下發(fā)了《作品登記證》，基本實現(xiàn)了各級民委領導強調(diào)和“出精品古籍”的編著目標。

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白立忱，中國回族學會常務副會長、中央民族大學原校長、博導哈經(jīng)雄教授，全國政協(xié)委員、中國文聯(lián)副主席、中國戲劇家協(xié)會名譽主席、遼寧人民藝術劇院老院長、話劇表演藝術家李默然，全國政協(xié)委員、中國伊協(xié)副會長、山東省政協(xié)常委、山東省伊協(xié)會長、濟南大學原校長丁文方等四位先生為此書題辭。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國家項目《全元詩》主編、中央民族大學戲劇研究中心主任、元代研究所所長李佩倫先生作序，中國伊協(xié)顧問宛耀賓先生題寫書名。國家民委老干局原局長、回族攝影家劉隆先生，河南周口日報高級記者李傳明等先生為本書提供大量珍貴的攝影、國畫和書法珍品。北京市西城區(qū)伊斯蘭教協(xié)會、河北省伊斯蘭教協(xié)會、山東省伊斯蘭教協(xié)會、吉林省伊斯蘭教協(xié)會等愛國宗教團體，長春市元盛居清真大飯店等回族企業(yè)界的有識之士，河南孟州南莊鎮(zhèn)桑坡回族聚居地村委會、北京市昌平區(qū)陽坊鎮(zhèn)西貫市村的回族同胞、中共鞍山市委宣傳部，對此書的出版給予了親切關懷和資助。在200余位回族學專家、回族家譜修撰者和提供者的無私援助下，匯集全國20個省、市、自治區(qū)72姓、158個宗族(含家庭簡史)與宗源考釋作品。，中國少數(shù)民族古籍資料卷《回族譜序與宗源考略》修訂版終于問世！在本書即將付梓之際，我們要特別感謝國家民委中國少數(shù)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李冬生主任和李曉東副主任對此書的關懷和全力支持。遼寧省民族事務委員會包玉梅主任和楊豐陌副主任張德秀副主任等領導同志對本書的編寫十分重視，將本書確定為遼寧省重點“古籍工程”項目，責成古籍辦陳峻嶺主任主持日常編審工作，具體負責書稿的把關定向，解決出版經(jīng)費等實際問題，在國家民委中國少數(shù)民族古籍研究室和省民委直接領導下，組成一個全國性的編輯委員會。這些工作在本書的編輯出版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作用。還有很多單位和個人對于本書的編輯、出版給予了熱心的幫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謝。

筆者作為古稀之年的民族工作者，既無高深學識，又無匯編經(jīng)驗，僅憑民族感情和滿腔熱血編輯此書，故出現(xiàn)疏漏或訛誤在所難免，誠望大方之家補正。

2009年7月20日，出版情勢有變。9月3日，中共鞍山市委宣傳部楊景芳部長的親切接見，使人信心堅定，精神振奮。鞍山市民族事務委員會、市社科聯(lián)、市檔案局、市文化局和市藝術創(chuàng)作研究所等單位協(xié)力扶助自然形成堅強后盾。10月31日，吉林文史出版社徐潛社長體貼作者人生追求，幫扶夕陽老者駐留愿景，批示獨立書號。并說：“一定要幫助老同志把書出來……”徐潛社長的開朗表態(tài)，充分體現(xiàn)文史出版社認真落實黨的民族政策，重視回族古籍出版事業(yè)發(fā)展，真心實意地支持和關愛老一代民族工作者，彰顯報效祖國的情懷，出版社的這種崇高的敬業(yè)精神，不愧是全國出版界的先鋒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