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賢阿訇

一、教學理念

公元7世紀，阿拉伯語隨著伊斯蘭教的傳入而進入中國，因為伊斯蘭教的最高法典《古蘭經(jīng)》所使用的語言是阿拉伯語。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里，阿拉伯語一直作為宗教用語,在中國各地的清真寺內(nèi)講授，這就是中國伊斯蘭教發(fā)展史上出現(xiàn)的“經(jīng)堂教育”、“寺院教育”，并且相應地出現(xiàn)了一批既通曉阿拉伯語和波斯語，又熟悉伊斯蘭教義的清真寺阿訇，其中比較有名的如胡登州(公元1522—1597年)、常志美(公元1610—1670年)等。這種經(jīng)堂教育對中國伊斯蘭教的傳播和發(fā)展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也對國內(nèi)的阿拉伯語教育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然而，這種帶有明顯宗教色彩的阿拉伯語教育，有很大的局限性，這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這種經(jīng)堂式的教育缺乏科學系統(tǒng)的語言訓練，沒有正規(guī)、完整的教材。二是這些清真寺的阿訇文化素質(zhì)一般較低，他們大都沒有受過正規(guī)的學校教育，教學水平差，往往難以培養(yǎng)成材。三是無論教師,還是學生，其傳授和學習阿拉伯語的目標過于單一，僅僅局限在為宗教服務上，教授內(nèi)容只限于少數(shù)伊斯蘭的宗教經(jīng)典(盡管這對于任何學習阿拉伯語的人來說,都是不可少的一門重要課程)。

馬賢很早就開始關注和思考這個問題，他在埃及留學時，曾經(jīng)選修了一門《伊斯蘭教育史》課程，使用的教材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的Kghalil,A,Total博士的畢業(yè)論文，題目是《The Contribution Of The Arabs to Education》，作者出生在敘利亞，是一個阿拉伯基督徒。他在這本專著中對阿拉伯文化和伊斯蘭教育的發(fā)展過程作了全面客觀的評述，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1938年, 馬賢教授利用埃及大學暑假的四個月時間，將這本書譯成中文，1941年由商務印書館在上海出版。

馬賢在此書的“譯者序”中，全面闡述了自己的教育思想和對中國穆斯林文化教育的基本評價。他說：“中國回教的寺院教育，只注重宗教教育，而不注重普通教育；又宗教學校的學生，只學阿拉伯文而不學國文；這種寺院教育,有種種缺點。”“欲專攻阿拉伯語文學的學生，也以高中文科畢業(yè)者為最合格，最低限度，亦須初中畢業(yè)，國文通順，對于英文或其它外國文，有相當根底者，才為最合格。他們應該多讀書、看報、作文、會話，實地去練習阿拉伯文，而獲得應用阿拉伯文的技能。不可以大部分的時間與精力，去研究文法上的理論，去死記文法上的條規(guī)，而忽略了實地的練習，以免再蹈舊式學校畢業(yè)生不能讀、不能寫、不能作、不能說的覆轍。初級學生最好的教材，是天方夜譚、印度寓言、現(xiàn)代的小品文和短篇小說。高級學生，最好是讀阿拉伯歷代詩文選和現(xiàn)代的文集和詩集。課外宜讀埃及最有價值的報章雜志。倘若能籍無線電收音機，常常聽到由開羅廣播的《古蘭經(jīng)》文朗誦與學術演講，則進步更快了。此外，須練習漢語阿拉伯語互譯，以培養(yǎng)翻譯專業(yè)人才，而為溝通中阿文的媒介。伊斯蘭教的經(jīng)典，是阿拉伯文的，關于宗教學的典籍，也是阿拉伯文化占多數(shù)；精通阿拉伯文學者，欲研究宗教學，那是非常容易的事。”

二、建系鼻祖

1946年，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湯用彤先生負責籌建東方語言文學系，經(jīng)向達教授和白壽彝教授推薦，馬賢被聘為北京大學教授，成為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從此，中國的高等學府有了第一個阿拉伯語言文學專業(yè)。季羨林先生在1995年北京大學“紀念馬賢教授誕辰90周年”的大會上回憶說：“馬賢先生于1946年夏季來到北京大學，我于這一年的深秋到北京大學。不久，金克木先生也來了，加上原來在北京大學的王森先生，我們四個人，在校長胡適先生和文學院院長湯用彤先生的領導下，共同創(chuàng)辦了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為祖國培養(yǎng)了大批外交人才，還有其它方面的人才，馬先生功不可沒。”

東方語言文學系開創(chuàng)初期，阿拉伯語專業(yè)從無到有，純粹是白手起家。最初，教師只有馬賢教授一人，一切有關教學的工作重擔，完全落在他的身上。他既要全面考慮阿語專業(yè)大學四年的培養(yǎng)目標和課程設置，又要具體負責每一門課程的教材編寫、課堂講授、課外輔導、作業(yè)布置等各個教學環(huán)節(jié)，總之，事無巨細，都要自己張羅，真是做到了事必躬親。當時,系里沒有阿拉伯文打字機，更談不上現(xiàn)在社會普遍使用的復印機。馬賢教授只能親自刻寫阿拉伯文講義，然后再用油墨機油印，其工作繁忙勞累程度可想而知。那時候北京大學文學院還在城東沙灘，馬賢教授住在東四十條胡同，其間距離相當于公共汽車行駛路線的四、五站地之遙。他每天騎一輛破舊的自行車到校上課，從未遲到早退，即使偶爾因事、因病缺了課，事后也一定會補上。他的這種認真負責、一絲不茍的工作態(tài)度，給那個時期的阿拉伯語專業(yè)學生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幾十年后，他們?nèi)匀挥洃洩q新。

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diào)整，北京大學從城東沙灘遷至西郊燕京大學原址，這個中國的最高學府獲得了全新的發(fā)展空間。50年代中期，隨著中國與阿拉伯國家友好關系的迅速升溫，國家對阿拉伯語人才的需要量激增，北京大學阿拉伯語專業(yè)的招生規(guī)模也越來越大。1949年到 1966年，阿拉伯語專業(yè)是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發(fā)展最快、招生規(guī)模最大的專業(yè)之一。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在此期間，阿拉伯語專業(yè)總共招生近20個班(其中包括三個來自朝鮮和越南的留學生班)，學生總?cè)藬?shù)超過250人。

三、編寫教材

如何適應新的形勢，進一步提高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阿拉伯語專業(yè)的教學水平，是擺在身為阿拉伯語教研室主任的馬賢教授面前的一個嶄新課題。為此，他投入了大量的時間精力，決心編寫一種適合中國學生的阿拉伯語教材。

他先后為學生編選了《阿拉伯語初級讀本》、《阿拉伯語高級讀本》、《阿拉伯文學選讀本》等不同類型的教材系列。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他為之付出了極大心血的一套阿拉伯語語法教材。這套教材不僅系統(tǒng)地歸納了阿拉伯語語法的規(guī)律和特點，而且科學地確立了阿拉伯語語法術語的中文譯名，這是馬賢教授對中國阿拉伯語教育事業(yè)的一大貢獻。阿拉伯語是一種古老的語言，是閃含語系中最重要的一個分支。早在伊斯蘭教出現(xiàn)之前，就已經(jīng)基本形成，通行于阿拉伯半島地區(qū)。伊斯蘭教的《古蘭經(jīng)》大大發(fā)展了阿拉伯語，為了使伊斯蘭教徒準確把握《古蘭經(jīng)》的內(nèi)容，避免對《古蘭經(jīng)》所使用的阿拉伯語的理解出現(xiàn)偏差，歷代伊斯蘭教學者不斷地研究、歸納《古蘭經(jīng)》的語言、語法規(guī)律，并由此產(chǎn)生了多種語言學科，阿拉伯語的《語法學》就是其中之一。隨著伊斯蘭帝國版圖的擴大和外來文化思想的影響，這種語法學研究越來越繁瑣，越來越脫離實際需要，眾多的阿拉伯語法學家們各執(zhí)己見，一直為此爭論不休。漢語屬于漢藏語系，原本就與阿拉伯語分屬兩個截然不同的語系和文化背景，彼此差別很大。阿拉伯人編著的語法課本存在的上述諸多問題，更給中國人在學習阿拉伯語的過程中平添了許多困難。因此，編寫一套適合中國人使用的阿拉伯語法教材，就成了提高阿拉伯語教學水平的當務之急。

馬賢教授編寫阿拉伯語法教材，不是簡單地將阿拉伯國家現(xiàn)行的語法課本譯成中文，而是著眼于阿拉伯語和漢語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語言的特點和各自的語法規(guī)律，將二者的異同進行科學的分析比較，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起新的具有自己特色的阿拉伯語法分析框架。清末學者馬建忠(1845—1900年)的《馬氏文通》，是在參考西方國家拉丁語法體系的基礎上，深入研究中國古代漢語的語言結(jié)構(gòu)規(guī)律編著而成，它可以說是中國第一部比較全面系統(tǒng)的漢語語法著作。馬賢教授在編寫阿拉伯語法教材的過程中，吸收了《馬氏文通》中所使用的一些語法概念和術語，并加以活用，融會貫通到自己編寫的教材之中。阿拉伯語是拼音文字，它的韻母是由字母上方或下方標出的三種符號來表示的。為了便于學生掌握，馬賢教授在教材中借用了中國傳統(tǒng)音韻學中的“開、合、齊、撮”的“四呼”來幫助表述，這就十分有利于中國學生領會貫通。例如，他將阿拉伯中韻頭和韻腹是[u]的韻母用“合口呼”一詞來表示，另外兩類韻母則分別用“齊齒呼”和“開口呼”來表示；把阿拉伯語三種韻母的讀音符號分別譯為“合口符”、“齊齒符”和“開口符”。北京語言大學的李振中教授對此曾經(jīng)深有感觸地認為，這種表述“再恰當不過了，實在找不到其它更好的譯名了。至今國內(nèi)各高校阿拉伯語專業(yè)編寫的教材，仍使用這些譯名，這說明它們是經(jīng)得起推敲和時間考驗的。”(李振中：《馬賢傳》，寧夏人民出版社)

人們常說，教師的天職就是“教書育人”，馬賢教授在北京大學辛勤耕耘幾十年，可謂桃李滿天下。可以這幺說，凡是與阿拉伯語有關的工作崗位，都有馬賢的弟子，他們當中不乏大學教授，政府部門的高官，國家駐外大使、武官。他們在國內(nèi)外不同的崗位上，發(fā)揮自己的專長，為增進中國和阿拉伯各國人民的友誼與合作關系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馬賢教授對自己要求嚴格，對學生的要求也是嚴格的，他循循善誘，誨人不倦，但從不降低標準，遷就學生。他要求學生課前做好預習，課堂上要靜心聽講。他鼓勵學生大膽提問，敢于提出不同的看法，他多次強調(diào)，“學問”一詞的含義就是要“學”、要“問”，只有經(jīng)過“學”加上“問”，才能最終形成自己的知識。他甚至考慮到學生的不同性格特點，對那些性格內(nèi)向、不善言辭的學生，馬賢教授允許他們在課堂上采取寫紙條，傳遞到講壇上的這種別具一格的書面提問方式，真可謂用心良苦。20世紀9 0年代中期的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阿拉伯語系主任孫承熙教授，在他的一篇題為《學而不厭的楷模，誨人不倦的表率——深切懷念馬賢先生》的文章中這樣寫道：“我在他的課上就曾寫過提問的條子。馬先生拿到條子后，在開始解答問題時，往往還要對提問的條子作一番評論：問題是否重要，表達是否明白，字跡是否清楚等等。聽過馬先生的評論，再聽他的解答，就能使學生加深對問題的理解，并久久不會忘懷。”(《中國穆斯林》，1989年第4期)

四、培養(yǎng)師資

生命之樹常青，為了使北京大學阿拉伯語專業(yè)的教學事業(yè)能夠后繼有人，馬堅教授在給本科學生上課之余，為培養(yǎng)青年教師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和心血。他曾經(jīng)對當時的一位青年教師說：“我們這些人年紀越來越大了，真希望你們能成長得更快一些。我們當初的知識是一點一滴用小戥子稱進來的，現(xiàn)在真恨不得成斗成升地全倒給你們。”馬堅認為，只有高水平的教師才能培養(yǎng)出高水平的學生，只有名師才能出高徒，教師的“井”里裝了十桶水，學生才能從里面打上一桶水來。“‘學然后知不足’，‘教而后知困’，知道了‘不足’和‘困’，才能促使你鉆得更深一些，逼著你去進一步提高自己的業(yè)務水平，這在《札記——學記》里叫做‘教學相長’”。 (仲躋昆的文章：《憶馬堅先生》，載上海外國語大學的《阿拉伯世界》雜志，1983年第四期)。1960年以后，阿拉伯語教研室增加了一批青年教師，他們除了擔任各個年級的教學任務之外，還面臨著盡快提高自身業(yè)務水平的問題。馬堅教授作為教研室主任，責無旁貸地挑起了這個重擔。他分別為每一位青年教師作備課輔導、修改教案，根據(jù)每個教師的教學分工來指導他們閱讀阿拉伯文原著。例如指導教學生語法課的青年教師閱讀阿拉伯國家出版的語法類原著《艾什姆尼》和《伊本·阿基勒語法注釋大全》。他為全體青年教師上進修課，指導閱讀《卡里來與笛木乃》、《一千零一夜》等阿拉伯文學名著的原版書。這個時期，其它高校阿拉伯語專業(yè)的青年教師也常來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聆聽馬堅教授講課。

50年代，由于年輕一代阿拉伯語人才還沒有成長起來。因此，國家領導人大量的外事活動還不得不請身為北京大學教授的馬堅先生親自擔任現(xiàn)場翻譯。為此，周總理曾多次在會見阿拉伯國家外賓之前向馬堅教授表示歉意。每次馬堅教授總是真誠地表示自己以能給周總理當翻譯而倍感榮幸。同時也更加意識到自己肩負著培育新人的重任，下決心一定要努力爭取盡早培養(yǎng)出國家迫切需要的人才。1957年12月，馬堅教授作為代表團成員，參加在埃及開羅舉行的第一次亞非人民團結(jié)大會。為了培養(yǎng)年輕一代，馬堅教授挑選了當時在讀的北大阿拉伯語學生鄭達庸，推薦他擔任代表團隨行翻譯，在馬堅教授的指導幫助下，后者較好地完成了這次重要而又艱巨的外事出訪任務，得到了一次不可多得的鍛煉和提高的機會。90年代，鄭達庸曾出任我國駐沙特阿拉伯大使，幾十年過去了，他始終沒有忘記馬堅教授對他的知遇之恩。70年代外交部的阿拉伯語首席翻譯李留根，是50年代馬堅推薦去埃及留學的一位北大優(yōu)秀學生。馬堅1957年到埃及開會，見到李留根等新中國第一批留學埃及的青年學子，語重心長地勉勵他們充分利用在埃及學習阿拉伯語和廣泛接觸阿拉伯文化的有利條件，刻苦學習，認真鉆研，努力掌握阿拉伯語，擴大知識面，為促進中阿人民的友好關系和文化交流做出貢獻。他說：“阿拉伯語難學，漢語也難掌握，這兩個難學的語言碰在一起，是難上加難，但中國有句成語叫‘難能可貴’，越是難的東西，你能掌握它，那就愈發(fā)顯得寶貴。”馬堅教授一席話深深打動了在場的每一位。40多年后，李留根依然念念不忘當年馬堅教授的教誨，他滿懷深情地對筆者回憶說：“那時候自己曾經(jīng)專門到馬先生早年留學開羅住過的地方參觀，馬先生住在那幺簡陋的宿舍里苦讀八年，這本身就是一種無聲的教育和鞭策，自己沒有理由不去努力。”

不過，馬堅教授為國家培養(yǎng)人才的努力也曾受到不應有的干擾，他的得意門生朱威烈，是東方語言系阿拉伯語專業(yè)65屆畢業(yè)生，說起來應該算是馬堅教授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一個“關門弟子”。朱威烈的天分高，也很用功，因此頗受馬堅教授的器重。當朱威烈還在讀本科階段，馬堅教授就有意要培養(yǎng)他為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阿拉伯語專業(yè)的第一個研究生。然而，東方語言文學系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從中作梗，胡說什幺朱威烈是被資產(chǎn)階級教授搞“和平演變”的“修正主義苗子”，他們生怕朱威烈與馬堅教授接近，不僅禁止朱威烈念馬堅教授的研究生，而且還中途變卦，將原定留校任教的朱威烈改派上海外國語學院。40年后的今天回顧這段歷史，并非要算什幺個人舊賬，重要的是要從中汲取歷史教訓。其實，大到國家、民族，小到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對那些荒誕的往事作一番認真的自我反省。

五、編寫詞典

新中國成立后，由于與阿拉伯各國的關系發(fā)展很快，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的往來交流日趨頻繁，因此國內(nèi)學習阿拉伯語的人越來越多。在這種新的形勢下，除了北京大學以外，北京、上海等地的一些高等院校也先后開設了阿拉伯語專業(yè)，中國的阿拉伯語教育事業(yè)進入了一個可謂空前興旺發(fā)達的時期。然而，那時候，在教學和翻譯工作中所使用的“阿拉伯語—漢語”詞典類工具書，還是由一位伊斯蘭教學者王靜齋阿訇(1871—1949年)早年編譯的《阿拉伯語漢語字典》，它實際上是編者從埃及出版的一本阿英字典直接翻譯過來的，存在著收詞偏少、內(nèi)容陳舊等一系列缺點和不足，已經(jīng)難以適應新時期中國人學習阿拉伯語的實際需要。

馬堅教授主持編寫的1966年版《阿拉伯語漢語字典》，為幫助中國人更好地學習、使用阿拉伯語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性貢獻，完全可以說具有里程碑的意義。不過，應當實事求是地講，1958年提出編寫《阿拉伯語漢語詞典》的倡議，起初并非出自馬堅教授本人的意愿，因為在他看來，在沒有經(jīng)過認真全面的籌劃準備和缺乏必要的物質(zhì)條件的情況下，頭腦發(fā)熱地倉促“一哄而上”搞詞典，顯然不是認真、求實的科學態(tài)度，而后者卻正是北京大學一貫提倡的優(yōu)良學風。可是，在那個浮躁、狂熱的“大躍進”年代，到處都在提倡所謂的“敢想、敢干”的精神，素稱中國最高學府的北京大學也不能“免俗”。馬堅教授面對“群眾的沖天干勁”所持的冷靜清醒態(tài)度，卻被眾人譏諷為“資產(chǎn)階級教授的保守態(tài)度”、“跟不上形勢”。然而，編寫《阿拉伯語漢語詞典》的工作一旦真刀真槍地干起來時，大家還是得依靠馬堅教授站出來擔綱挑大梁。為了查閱方便，馬堅教授自費購買了許多工具書，其中不乏自然科學類的詞典，如《植物大辭典》、《動物大辭典》等等。那時候，在他的北京大學燕東園25號寓所那原本很寬大的玻璃書房里，由于到處堆滿了參考書，反而顯得空間十分狹小。在揮汗如雨的炎炎夏日，房間里沒有電扇，他一邊不停地搖著一把破舊的芭蕉扇，一邊全神貫注地埋頭查閱參考書，往往一坐就是幾個小時。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馬堅教授在家里腳踏實地做著編寫《阿拉伯語漢語詞典》準備工作的時候，那些“革命群眾”們已經(jīng)迫不及待地抬著一本本厚厚的《阿拉伯語漢語詞典》模型，敲鑼打鼓地趕到學校的“獻禮臺”、“科研成果展示會”去“報喜”了。

20世紀50年代的物質(zhì)條件下，編寫一本全新的《阿拉伯語漢語詞典》談何容易!當時，國內(nèi)唯一的一家多語種的外文印刷廠—北京外文印刷廠的阿拉伯文印刷技術設備十分簡陋，根本沒有帶讀音符號的阿拉伯字母鉛字模具，而標出每個字詞的讀音符號恰恰又是阿拉伯語字典最主要的功能，絕對不可缺少。在這種情況下，編者只好自己制版，然后再交給出版這本詞典的商務印書館影印。于是，在馬堅教授的帶領下，開始了一個耗費時間、精力、甚至于“視力”的漫長的手工作坊式的艱苦奮斗歷程。東方語言文學系的打字員用馬堅教授從埃及帶回來的一架舊打字機在出版社提供的稿紙上打印阿拉伯文詞條，然后教研室的一位教師將印刷廠預先鉛印好的中文字條一個對一個地粘貼上去。最后，再由馬堅手執(zhí)放大鏡逐個詞條地審校，同時還要用手寫的方法為每一個阿拉伯字母標上讀音符號。從1959年到1961年，馬堅教授用了三年的時間，對新的《阿拉伯語漢語詞典》初稿逐字逐句審讀，連一個標點符號也不放過。這期間，馬堅教授曾因糖尿病趨于嚴重而住進北京醫(yī)院?？墒?，即使在病房，他也舍不得浪費時間，依然抱病堅持審稿，護士目睹此景，不禁感嘆道：“您這哪里是在養(yǎng)病啊!”馬堅教授后來的視力之所以急劇衰退，與當初審校這部《阿拉伯語漢語詞典》過程中每天長時間地盯著詞條上那些細小難辯的阿拉伯字體審看有很大的關系。

這部120多萬字的《阿拉伯語漢語詞典》，終于在1966年“文革”風暴來臨的前夕出版了，其中的艱辛，真是一言難盡。然而令人不解的是，馬堅教授在其中所起的核心主導作用，原本是不爭的事實，但在這部詞典的封面和版權頁上，卻根本看不到“馬堅主編”的字樣。馬堅教授對此倒是很坦然，他說：“只要詞典能出版，供大家使用，解決學習和工作中的困難，就算起到作用，盡到我們的責任了，署什幺名不重要。”這一席話既表現(xiàn)出一個學者的高風亮節(jié)和坦蕩胸懷，也反襯出當時被東方語言系里一些人視為“資產(chǎn)階級專家、教授”的馬堅，在極“左”政治氣氛甚濃的北京大學東方語言系所受到的壓制和不公平待遇。

盡管在1966年早春那個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特殊政治氣候下，這部詞典的問世頗有一種“生不逢時”的感覺，不過，讓人頗感意外但也令人欣慰的是，出版發(fā)行僅僅三年之后的 1969年秋，商務印書館1966年版《阿拉伯語漢語詞典》總共5000冊就己告售罄。然而可悲的是，這三年卻正是馬堅教授被打成“資產(chǎn)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人格尊嚴屢遭踐踏、身心健康飽受摧殘的三年，一句話，這是他一生中最難熬的三年!

六、參政議事

1949年9月，馬堅教授作為宗教界和少數(shù)民族的代表，參加了建國前夕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與中國共產(chǎn)黨和全國各族各界的代表人物齊聚中南海懷仁堂，共商建國大計，參與了包括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國旗和具有臨時憲法功能的《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共同綱領》等一系列歷史性的工作，并以第一屆政協(xié)全國委員的身份出席10月1日的開國大典，親眼目睹了新中國誕生的歷史性一幕。國慶之夜，當馬堅教授在天安門城樓上面對那激動人心的“火樹銀花不夜天”之時，他真切地感受到，個人和少數(shù)民族的命運與整個國家的命運是如此的息息相關?！?/p>

馬堅教授積極履行政協(xié)委員的職責，為增進中國各民族大家庭的團結(jié)與合作貢獻自己的力量。他在給政協(xié)會議的一個提案中充滿激情地這樣寫道：

“我們歷代的祖先，為了要求這些自由平等的權利，流血奮斗，犧牲了無數(shù)的生命和財產(chǎn)，直到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正確領導下，中國人民的革命獲得成功，他們的愿望才得到實現(xiàn)。我們生當盛世，應該歡欣鼓舞，在毛澤東主席的旗幟下，與各民族團結(jié)互助，建設我們的新國家，完成歷史所賦予我們的光榮任務。” (《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二次會議匯刊》，第30號提案)

50年代初，馬堅教授曾經(jīng)有的放矢地撰寫了《穆罕默德的寶劍》和《回民為什幺不吃豬肉》兩篇文章，從歷史和現(xiàn)實生活的結(jié)合上進行了頗有說服力的論述，澄清了當時人們在“伊斯蘭教是不是以武力傳播的”和“穆斯林為什幺不吃豬肉”這兩個重要問題上的一些模糊認識，在社會上產(chǎn)生巨大反響。馬堅教授為消除回漢同胞之間的誤會，加強國內(nèi)各民族團結(jié)，發(fā)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毛澤東主席也讀了這兩篇文章，并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季羨林教授回憶說：“解放以后不久，我當時還住在北京東城民主革命胡同。有一天，我的清華老同學胡喬木同志來看我，他告訴我說：‘請你轉(zhuǎn)告馬堅教授，毛澤東先生看了他那兩篇文章《穆罕默德的寶劍》和《回民為什幺不吃豬肉》，寫得很好，增強了漢回民族之間的團結(jié)，請你向他表示謝意。’由此可見，馬堅先生在解放初期的中華民族大家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季羨林在北京大學《紀念馬堅教授誕辰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1995年6月9日；參見《中國二喬—胡喬木、喬冠華傳略》，67頁，江蘇人民出版社。)

當時胡喬木是毛主席的秘書，馬堅教授獲悉毛澤東的這番評價之后自然也很高興，他以自己能為促進民族團結(jié)做一些工作而感到欣慰，但他并沒有張揚，因此很少有人知道這件事，直到“文革”期間，馬堅教授受到無端迫害和審查，萬般無奈之下，為了保護自己，他這才針鋒相對地以此事為根據(jù)，回擊工宣隊”、“專案組”對他的污蔑誹謗，面對馬堅剛毅倔強的性格和斬釘截鐵的回答，那些“造反派”們的囂張氣焰不得不有所收斂。

馬堅教授沒有想到，他的阿拉伯語能夠在的國家政治活動中派上特殊的用場。1956年的世界焦點，一度集中到開羅這個馬堅曾經(jīng)八年苦讀的地方。埃及人民在納塞爾總統(tǒng)的領導下，同仇敵愾，浴血奮戰(zhàn)，英勇抗擊英法侵略軍，贏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尊敬和支持。這年11月，北京數(shù)十萬人在天安門廣場集會，聲援埃及人民的正義斗爭，在天安門城樓上，馬堅教授用阿拉伯語將中國政府的聲明直接傳達給阿拉伯人民。1958年夏天，為了支持黎巴嫩人民反對美國的帝國主義侵略行徑，首都數(shù)十萬群眾聚集天安門廣場，中國政府發(fā)表嚴正聲明，馬堅教授現(xiàn)場翻譯成阿拉伯語的聲音，再一次通過無線電波，傳向阿拉伯世界。

50、60年代，馬堅教授曾先后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董必武、彭德懷和陳毅等老一輩國家領導人擔任現(xiàn)場翻譯。那個時期，阿拉伯世界是中國外交的重點之一，來訪的既有阿拉伯各國政要、社會名流，也有仰慕新中國的阿拉伯年輕一代。1959年5月，毛澤東主席在河南鄭州會見阿拉伯青年代表，在談到中國共產(chǎn)黨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方針時，曾經(jīng)以在場擔任翻譯的馬堅教授為例，他說：“馬堅先生是信仰伊斯蘭教的，不是共產(chǎn)黨員，我是信仰馬列主義的，是共產(chǎn)黨員，但這不妨礙我們一起工作和合作呀！如果沒有他，你們講的阿拉伯語我聽不懂，我講的漢語你們也聽不懂，現(xiàn)在我們彼此都溝通了，這不就說明我與馬先生合作得很好幺！”北京外國語學院的周玨良教授當時也在場擔任英語翻譯，會見結(jié)束后，他笑著對馬堅教授說：“馬先生，毛主席親自給你做鑒定，你成了黨內(nèi)、黨外人士長期合作共事的典范了。” (參見鄔裕池的《平生風儀兼師友——憶馬堅先生》，載《阿拉伯世界》1981年第6期)

口譯工作給馬堅教授提供了近距離觀察和接觸國家領導人的機會，毛澤東談古論今的政治家風采，劉少奇字斟句酌的嚴謹作風，董必武敦厚謙和的長者風范，彭德懷坦誠直率的軍人氣質(zhì)，陳毅瀟灑自如的幽默談吐，都讓馬堅教授久久難忘。也許是因為馬堅教授教授給周恩來總理擔任翻譯的次數(shù)最多的緣故，周總理的待人接物、言談舉止給馬堅教授留下的印象最為深刻。每次總理接見外賓前，總是非?？蜌獾貙︸R堅說“又打擾馬教授了”。有一次口譯任務完成后，外交部西亞非洲司的一位司長安排馬堅教授單獨就餐，沒有請他參加周總理舉行的歡迎外賓的宴會，事后周總理當著馬堅的面嚴厲批評了那位官員，馬堅教授回到家后對此感慨不已。周恩來總理的人格魅力，深深感染了馬堅教授，也讓馬堅先生全家人從中受到了活生生的教育，馬堅教授的子女心目中周總理的美好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馬堅教授個人的這種親身感受一點一滴地培養(yǎng)建立起來的。時至今日，他們?nèi)匀煌坏舾赣H在聽到周總理病逝的噩耗時老淚縱橫的樣子，仍然在心底里保留著對周總理永遠的思念。

七、復命歸真

1978年的春天，馬堅教授在助手的攙扶下，邁著沉重的步履，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參加了一次有關世界宗教問題的研討會，并且即席發(fā)表了意見。面對當時尚未清除的眾多思想理論禁區(qū)，他言辭懇切地大膽直言道：“不能因為馬克思主義的經(jīng)典中有一句‘宗教是毒害人民的鴉片’，就將其奉為金科玉律，而把宗教研究簡單地等同為宗教批判，否則的話，就用不著深入地研究宗教了！”

這是他在10年文化大革命之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公開場合發(fā)表學術見解，當馬堅教授因身體虛弱而不得不提前退場時，剛剛復出擔任中國社科院“顧問”的周揚同志特意走過來熱情問候馬堅教授，這位曾經(jīng)在建國17年期間主管意識形態(tài)領域工作的中宣部領導人，在飽經(jīng)文化大革命政治風暴的沖擊之后終于大徹大悟，深知馬堅這樣的老知識分子的特殊價值。1978年夏，馬堅教授在度過他的72歲生日后不久，就匆匆悄然而去，周揚先生抱病參加了馬堅教授的追悼會，對馬堅先生過早地辭世痛惜不已。

毋庸諱言，從50年代中期開始，高等院校中一連串的思想改造運動，整個社會越來越左的政治氛圍，使得馬堅教授尚未完成的《古蘭經(jīng)》注釋工作難以為繼，也使馬堅教授逐漸遠離了對伊斯蘭教的研究。1978年，民族復興、百花齊放的春天剛剛來臨，中國社會科學院專門給馬堅教授配備了助手。人們本以為馬堅總算能夠重新開始這項工作了，然而天不假年，已是病入膏肓的馬堅，生命的活力終于走到了盡頭。這年8月，馬堅教授前一天還在家里聽助手念自己的《古蘭經(jīng)》譯注手稿，并且不時地口述修改意見，誰料得到第二天凌晨兩點就突然撒手人寰。每天按時來燕南園60號馬堅寓所上班的助手沙秋真女士聞此噩耗后目瞪口呆，一時間難以相信這無情的現(xiàn)實。

馬堅教授人生中這悲劇性的最后一幕，不由得讓人想起了“出師未捷身先死”那一催人淚下的千古名句，但愿今后不要再有這樣的事情發(fā)生，則國家幸甚，民族幸甚!